但是要命就是，崇祯对权力的下放，并没有得到武将全心全意的报效，因为长期遭到朝廷的压抑和人格上的矮化，大多数武将成为了“流寇式的军阀”，很明显一旦掌握权力，他们首先想的不是挽狂澜于既倒，而是自私自利的为自己牟取利益，至于“镇压农民军”或者“东击建州”的项目，直接就被扔到爪哇国去了，军事上不见成效，祸国殃民的事干了不少。
明末这种“流寇式的军阀”就带有两种特质：第一、这些军阀由于对军队有绝对掌控力，对中央或督师的命令选择性服从或者完全不服从。最典型就是左良玉，左良玉部仗着自己兵员众多，完全不听中央节制，在受杨嗣昌指挥期间，几乎当杨是个空气，“近阁部督师，九檄征兵，一旅不发”，打还是不打完全看“左大帅”的心情。还有崇祯十四年，贺人龙、李国奇在总督三边军务傅宗龙被围困后，对傅的救援命令置若罔闻，最后傅被直接坑死，被俘后身亡。
还有刘泽清在李自成兵围北京得时候，对所谓的勤王命令根本看都不看一眼，拒绝北上勤王。后来明廷又让他守真定，他转头就直接去了临清，朝廷调令在他眼里与废纸等量齐观，甚至一不开心对朝廷大员痛下杀手，对他来说都不是个事。翻开史书，这样的操作非常多，毕竟是军阀，权当是常规操作吧！第二、为什么我说他们是“流寇式军阀”？因为这帮武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割据式军阀”，割据式军阀对地方的破坏力还小一点，典型的就是“唐末藩镇”或是“民国军阀”如阎锡山、李宗仁那帮子人，毕竟人家是想在固定地盘混的，好歹知道民生的重要性。
但是，明末那帮军阀只想笼络自己的部属做为政治资本，他们在中原大地上往往四处流窜，家属随军行动，没有固定驻地，就像蝗虫一样走到哪吃到哪，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谓“贼梳而军櫛也”。实际上这些军阀在明亡之前成为了最大的流寇，他们的存在让老百姓看到李自成真是无比的亲切。好歹人家李自成听从了知识分子的建议，开始走向正规化了，重视对军事纪律的打造。
《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时葬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称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看这一情节，到底谁是官军？谁又是流寇乎？再提一嘴，左良玉也是“打粮”爱好者之一，襄阳百姓无不切齿。《明季北略·卷十八》：左良玉自朱仙镇南溃，久屯襄阳，诸降卒附之，有众二十万，其饩于官军者仅二万五千，余俱打粮村落，襄人不聊生。但是，饶是这些“流寇式军阀”胡作非为，中央也不敢、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只能轻飘飘来一句杀贼自效了事，甚至武将战争失利，拿文官当替罪羊处置，操作真6，左良玉朱仙镇溃逃，崇祯怒罢侯恂，也不敢拿左良玉怎么样，“帝怒恂，罢其官，不能罪良玉也”。
不仅不能怪罪左良玉，崇祯本人还给左良玉找理由开脱，一次左良玉冒功、避战的黑料被揭发后，崇祯居然说这是地方上没有做好后勤工作才导致左良玉不能好好打仗，这……”明末，朝廷中央威权坠地，已经根本无法处置那些骄兵悍将了，这个现象越到明朝后期越严重，到了南明更加无可挽回。至于南明像弘光政权、唐王政权本来就是依靠军阀才得以建立，那些军阀们只能更不会把朝廷放在眼里，就更加不能指望他们报效了。
就如弘光政权，在马士英联络四镇兵力支持下，朱由崧才顺利登基。那些军阀们能把他放在眼里？《幸存录》：及拥立之举，马遂联络二刘、高、黄为己助；马入政府，而四镇皆开茅土。所以，武将军阀化在崇祯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南明只是军阀化的巅峰罢了。当然，也不用指望那些军阀光复大明了，觉悟就那么点，等到清军一南下，基本上就是墙头草随风倒。
为什么赵匡胤被赞为“仁主”，朱元璋却被说成“暴君”？
从当皇帝的角色看，二人都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主。不过一个人是未经征战，靠黄袍加身当的皇帝，看看周围，发现只要解了他们兵权，他们就翻不了浪，所以就没下狠手，让他们回家当富家翁了。唯一留了个最放心的弟弟，谁知道呢，江山变幻于烛光斧影里。另一个是率领千军万马，几十年搏杀取得的江山，手下都是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就的悍兵骄将，这样的人放出去，肯安心种田还好，万一被有心人利用，那不又得到处扑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