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会来这里看一眼他大哥刻写的祖训，并且宋太宗在立太子后也会告诉太子要谨记太祖帝的训言，告诉太子这训言得代代相传。因此，宋朝的文官，尤其是上书言事的官员们都敢于直谏帝王过错，哪怕到了宋徽宗这个皇帝这里，都有谏官士大夫痛批宋徽宗的那些所作所为，而宋徽宗顶多是将他们贬官，都没对其动刀。还有南宋后边的宋度宗，都如此荒淫昏庸了，也没因自己一时之怒杀那些人。
在北宋时期，文官得罪皇帝，顶多被贬到其他地方，比如苏轼，他由于跟王安石等变法派不合而被皇帝贬官。而到了南宋后才出现先贬后杀的情况，不过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地少。所以呢，正是因为开国皇帝赵匡胤建立的一系列制度，以及治国策略，还有写的那篇警示后世君王的碑文，才让整个宋朝统治的319年里，没有出现过一个暴君，就只出了宋徽宗，宋度宗这样的昏君。
为什么刘备在三国中投靠势力却能够屡次受到认可？
刘备投靠过的君主有：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 刘备投靠公孙瓒时，是在公孙瓒手下，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任公孙瓒部下别部司马，守平原县尉。这也是刘备从庶民身份，逆袭的第一个职位。 黄巾余党管亥围攻北海孔融，刘备向公孙瓒借兵三千前去救援，脱离了公孙瓒，还带走了公孙瓒的常山赵子龙。 陶谦部将杀了曹操之父曹嵩，引得曹操大兵压境。
陶谦请刘备增援徐州，并且给他分派了四千主力的丹阳兵，就此刘备归属于陶谦。还是因为吕布偷袭曹操老巢，才使曹操回师兖州。陶谦没有过多久就病死了，刘备顺理成章的当上了徐州牧。 吕布偷袭曹操老巢，被曹操回师打败，逃窜到徐州，刘备接纳吕布守小沛。没过多久，袁术发兵攻打刘备，吕布趁机入主徐州，刘备又一无所有了。吕布答应给刘备小沛作为落脚地，刘备还没在小沛坐稳，袁术派纪灵带兵又来了，还是吕布辕门射戟救了刘备一命。
后来又和吕布闹翻了，被吕布打得大败而逃，刘备跑到许都去投靠了曹操。之后，刘备与曹操联合攻打吕布，吕布不敌被活捉，吕布被弄死在白门楼上。 官渡之战前夕，刘备在徐州又一次被曹操打败，独身跑到袁绍处，投靠了袁绍。刘备后来借口到南方结盟刘表，借以脱身，还给了刘备不少兵马。刘备来到刘表所在的荆州，刘表得知是刘备来投靠，给了他一个县城做落脚点。
明朝如此限制武将权力，为何到了南明会出现藩镇化？
这个问题问的不错。说实话，南明这个问题叫武将军阀化，这个和藩镇化是不一样的（下文解释），这事还真不赖南明，早在明末崇祯时期，武将军阀化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不得不承认，明初期到明中后期对武将的权力限制非常严格，将军队的财权、练兵权、指挥权彻底剥离开来，对武臣和文臣进行牵制，所谓“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但到了明朝末期，因为内忧外患的缘故，不可避免的有一个权力下放的过程，就是这个原因，使地方有了军阀化的可能，应该说这个现象不是明代专属，东汉、唐朝、元代、清代在末期都产生了这个问题，统治者垂死挣扎的姿势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比如说明代，崇祯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提高了武将的权力，不仅将原本被割裂的军权下放给了武将，“至崇祯、弘光间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还让武将不受文臣节制。《明夷待访录·兵制二》：兵兴以后，有言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崇祯为了挽回局势，把提升武将权力当作了勘乱良方，有些时候达到了过度信任的程度，就比如说为了提高白广恩对抗农民起义的积极性，“命白广恩充总兵官，挂荡寇将军印，拨与秦兵三万，一应剿抚，听便宜行事”，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国初右文左武的政治格局了。
而在军事行动中由中央派去的文臣督抚也不敢对武将加以颜色，毕恭毕敬。像崇祯派出去的督师杨嗣昌在写给左良玉的书信中非常谦虚的自称“不佞”，这在明前中期是不敢想象的，那个时候的普通武官遇到文臣自称“走狗爬见”，像李成梁、戚继光这样大帅级别的武将参见张居正的时候也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由此可见，就在朝廷上的地位来说，武将的威权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