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天下百姓谁支持他服他？那些士族士大夫又有谁支持他跟随他？这就与他止战乱，肃清天下的愿景相悖。赵匡胤好登基称帝，建立大宋。在先灭北汉再收南唐，灭后蜀汉，真正统一天下中原以后，他没有学汉朝初期刘邦杀功臣那样做，而是采取了办宴席。在酒桌上，他三言两句就收了那些功勋将领们的兵权，使之不会出现手下部将拥兵自重再来一次黄袍加身。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削弱相权的同时，设置通判和御史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赵匡胤沿袭了唐朝制度，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开始任用后周范质，魏仁浦，王溥三人为相，后来任用赵普为相。赵匡胤担心赵普相权过大，又分设了参知政事一职，由薛居正，吕余庆担任，随后增设韩林院。
地方上，派文臣去担任知州，过去都是为了守住城池，由武将担任知州一职，如今害怕知州像李重进那样起兵造反，所以便派文臣去。说到这里，其实赵匡胤的治国策略并不是真的要重文轻武，他觉得，文官即便全部都贪浊，也比不上一个武将。话外音是文官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呢，文官的危害相比于武将来说要小得多。所以，才采取重任文官。
赵匡胤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而为了防止文臣贪污，欺压百姓，出现不作为的情况，又增设通判一职，通判的职责就是负责监督地方知州的，同时地方知州也可以监督通判。两者互相监督。赵匡胤又担心地方通判跟知州合污，于是又增设御史台，负责监管朝廷官员和天下各州官员，甚至连皇帝都可以指责批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相互监管的官员的较为完善的制度。任何一方想造反，或者出现贪污，不听朝廷指令的，朝廷都能及时加以阻止。其实，这看似对于朝廷皇权有好处，但是办事效率很低，到了徽宗时期，一遇到事情了，就互相推诿，而且都互相监管，情报更是准得很。主和派与主战派大多不是真心的，除了张叔夜这些人，差不多都为自己的前途搞投机。
这类人多，例如北宋末的徐秉哲，王时雍，还有足球王子高俅等。为了让大宋延续千秋万代，赵匡胤给后世君主写了祖训，刻在石碑上警训大宋后世皇帝，也就是“太祖誓碑”。碑文祖训内容说，要让后世之君永远保柴氏家人太平，即便有罪，除了擅杀这种大罪死罪外，都要对其无罪释放，赵匡胤认为自己的江山是从后周夺来的，在登基称帝前就对符太后说了要永保柴氏家族。
对于上言劝谏的人不能杀，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安定，规劝皇帝作为的，是对国家有用的，唐太宗李世民就任用魏徴做谏官来纠正皇帝的错误，使百姓安康，所以这类上书言事之人，也不能杀。士大夫都是来自名望世族大家，他们也是朝廷要拉拢的对象，获得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让朝廷免战争，士大夫也不能杀。还有，无论国家经济如何难都不能给百姓增加赋税，尤其是农田之赋。
如果后世之君没有做到，或者做出违背这则誓言的事，那么，天必殛（灭）之。也就是说，如果后世皇帝做到了，那么这样的帝王还不是盛德之君，不是人人称颂的帝王，那我们都是无知无识之人了。关于这份太祖誓碑的资料记载，有两种不同的信息来源。第一：勒石三戒。“勒石三戒”。王夫之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
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一《太祖三》）第二：来源于陆游的《避暑漫抄》。宋陆游《避暑漫抄》曾记载道：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
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人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