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到，此时的情况对祖大寿可谓是相当不利，如果城内本就短缺的粮食一旦消耗完毕，不用清军攻打，城内官兵也就会自行死于饥饿之中。突围也不现实，清军围困的像铁桶一般，祖大寿数次突围均被击退。所以，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明廷派援兵解围，然而，明军前后四次的解围心动均告失败，尤其最后一次救援，明军4万主力几乎被后金歼灭，至此明军再无能力救援大凌河城。
突围不行，救援指望不上，只能坐困城中，而城中粮食短缺，“大凌城中粮绝杀马而食”，据史书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凌河城中的惨状令人目不忍视，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明大凌河城内粮绝薪尽，军士饥甚，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旦夕不能支。而清军从城中逃人中打听到祖大寿一军饥饿交困的事实，抓紧对祖大寿进行诱降活动，被祖大寿数次拒绝。
可以想到在这段时间祖大寿心里其实非常的挣扎，面对部下的凄惨处境，他的内心肯定是非常难受的，心理压力过大，总有其临界值，所以开城降清确实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祖大寿干了一件对不起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歉疚之事，就是将反对投降的何可刚杀死（注：《国榷》之说何可刚更像是自杀，可信度低，故不取此说）《清太宗实录·卷十》：独副将何可刚不从，大寿执之，令二人掖出城外，于我诸将前杀之，可刚颜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城内饥人，争取其肉。
从事后来看，祖大寿这次是伪降无疑，其杀何可刚的目的可能有二：第一、为了保全自己的部下只有开城投降一途，而何可刚竭力反对，投降一事就不能顺利进行。第二、祖大寿本人不想真降，且不说他本人当时可能对清廷各种不服，毕竟他的妻儿老人也在锦州城，如果贸然投降，也有可能全家被杀，而杀死何可刚就等于是向皇太极交了投名状，让皇太极对他的假投降放下戒心。
我感觉以上就是他杀何可刚的具体动机。至于对祖大寿降清之事怎么看？我们就要重点分析祖大寿其人，在我眼里看来，他的身上有两种属性：第一、积极的一面，祖大寿确实是一个有忠义思想的明朝武将。他的祖上据《明季北略》记载乃是滁州籍贯，这就意味着他的家族可能随明太祖北伐，最后在辽东扎根，是个老资格的世代武将家庭出身，这就不可避免的受到正统观和封建气节观念的影响，这从其母亲和妻子的言行中就可以看出来。
比如崇祯二年，祖大寿因袁崇焕被杀一事，率军哗变，遭到了母亲的痛斥，其妻子“亦以大义责其夫”。《山中闻见录·卷一》：大寿母忠智明大义，怒骂大寿曰：“朝廷有急，汝今不顾门户宗族耶。老妇不能为汝系狱，没作宫婢。”从其母亲的为人说明祖大寿的家庭教育并不差，潜意识里还是有些忠君爱国的观念，这也是他能抗清的原因之一，史书上也承认他于抗清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孙承宗评价遵永之役，言祖大寿恢复遵永四城功不可没。《孙承宗集·后督师奏疏》：惟东将负直前之气，肉薄先登，乃东兵决必死之途，鱼贯而上。而其后守卫锦州也是到了“城内粮尽，饥民相食”的地步才投降，恨的清朝的宗室们喊杀之声一片，如果不是皇太极出面庇护，只恐怕早就被砍成肉泥了，“尔之背我，一则为尔主，一则为尔妻子宗族耳，然得汝尔不加诛之意，朕怀之久矣”。
第二、消极的一面，祖大寿不仅是明将，他也是还有军阀性质的辽东武将集团的绝对核心，这就不可避免的将“国”与“家”的地位置于相同地位上，他本人也说过“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所以当以祖家军为核心的辽东武将集团要受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他难免就会选择妥协投降，而不会像卢象升、金国凤一样全力抗清，直至殉国。
所以他身上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他能抗清，但不会全力以赴的行为模式。至于降清后，除了上陈一份入关为清廷入关出谋划策的奏疏，再无其他动作，也许他对皇太极的不杀之恩是感激的，但他作为一个“大节有亏”的人，心里也一定怀有愧疚感，这种重压之下造成的心理萎缩，使一个人再也不能发光发热。《清史列传》只用十几个字就总结了祖大寿最后十年的人生，也突出了他最后的生命如同苟活，黯淡无比的事实。
王阳明的功劳到底有多大？你如何评价王阳明这个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