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军事集团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原文为：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刘备军事集团与诸葛亮一开始的目标是一统中原、还于汉室。这是蜀汉建国的核心精神。而尤其像诸葛亮这样的儒生，国家与君臣观念极强。当然这也成为他后刘备时期沉重的政治包袱。《隆中对》中规划得非常明确：曹魏集团人才济济，不可迅速拿下，孙吴大地固若金汤，可以合作。先取荆州，后取益州，天下有变，则两路齐发。这里为什么说天下有变就北伐，而不是东征呢。
那是因为蜀汉坚定地认为篡汉者是曹魏，而不是孙吴。所以必须北伐，才能证明其起兵与最后建国的正义性。当然，诸葛亮北伐中原的决策，虽是在贯彻落实《隆中对》策，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以成霸业的正确军事举措和重要战略方针。但也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刘备死后，留下一个烂摊子。朝野上下不平、接班人不力、蜀地三股势力暗箱争斗。
这三股势力分别为：第一股势力是：刘备入川时带去的荆州人士组成的“荆州集团”，他们占据了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第二股势力是：刘焉父子入川时从东州带过来的亲信所组成的“东州集团”，即益州前一任主人。第三股势力是：益州本土豪强、名流人士和一些在当地德高望众的世族所组成的“本土士族”，不受蜀汉政权的待见。三股势力矛盾重重，荆州集团与本土士族基本上算是强龙与地头蛇的关系，刘备在位时多次镇压国。
后刘备时期，诸葛亮采取亲和政策，但仍旧不信任。且诸葛亮时期实行的是“严刑峻法”“依法治国”，士族集团颇有怨言。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说过，“益州疲敝，此城危及存亡之秋”。益州危在哪里呢？此时诸葛亮早已与东吴结为友好同盟。赤壁之战后，曹操已退回北方，曹魏对他并无威胁。其实，诸葛亮所谓的“危及存亡之秋”的“危”恰恰就在蜀汉内部。
这也就是他要发动“北伐战争”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才能转移注意力，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达到空前团结的目的。那么反过来，我们再去分析实力相对较蜀汉强大的东吴，为何不进行北伐。孙吴不北伐的原因这也得从东吴版的《隆中对》即孙权与鲁肃的《榻上策》说起：……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
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文中的鲁肃的建议中，重点在于守荆州、据长江，三分天下，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意思很明显，就是谁也吃不了谁，守住江东以观时局之变。孙权虽一开始未在明面接受，但在后来的一切所作所为当中，无不贯彻鲁肃一开始的建议。可以说如果蜀汉政权的守是“以攻为守”，那么孙吴集团的守就是“韬光养晦”中略带“流氓行径”了。况且，孙权是位极为成熟的政治家，政治家的眼中只有利益，情义是为利益服务的。
孙权没有诸葛亮的政治包袱（平定中原，匡扶汉室），又有父兄二人打下的江山作为基础，留下一批忠实的文武权臣相辅佐，而东吴富饶的物产又使经济基础较为稳定。此时曹魏依旧强大，蜀汉占据长江上游，又有蜀地天险，易守难攻。如此，那就守着江东即可，没有大动干戈的必要。因此，这就是三国蜀汉实力最弱，诸葛亮5次北伐，而实力较强的东吴却不打曹魏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