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723年），玄宗颁布《改丹水为怀水敕》：“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其乡里名号亦仰长官随事改易” 。查天宝元年（742年）《故右龙武军翊府中郎高府君（德）墓志铭并序》中，已称“怀州怀仁府” ，可知有些“乡里名号”的确已“随事改易”矣。因此，如果说“因事名之”是地名命名的原则，那么“随事改易”应是地名更名的原则。
六、“年号地名”原则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以年号为地名的实例是东汉建安八年（197年）所置的建安县（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县松溪南岸），首先提出地名以年号命名问题的则是北魏杨 之。杨 之著《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关于北魏京城洛阳佛寺（伽蓝）、园林的著作，虽非专述地理，却最早提出了以年号命名地名的原则。该书卷二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为名”；卷三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
正始、景明均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号。《伽蓝记》卷二珞寺下曾提及熙平寺，按：熙平系孝明帝元诩年号，熙平寺有可能也是以年号命名的。 到了唐朝，李吉甫将此原则简洁、完整地归纳为“因年号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二八池州至德县：“本汉石城，至德二年刺史宋若思奏置，因年号为名”；卷二九道州大历县：“本汉营道县地，大历二年观察使韦之晋奏析延唐县于州东置，因年号为名”。
宋代对此有完整的继承。《太平寰宇记》卷二七乾祐县：“便以年号名县”；卷一0 0永泰县：“唐永泰二年置，以年号为县名”；卷一0八兴国县：“太平兴国年中析赣县七乡于险江镇置兴国县，以年号为名”；卷一四五乾德县：“乾德三年置，以年号为名”。《舆地纪胜》卷二六隆兴府：“隆兴二年，守臣郭祚以孝宗潜藩申请，下三省议，特用纪元之号，赐府额曰隆兴府”。
《方舆胜览》卷一五太平州：“太平兴国二年，与兴国军并建，分纪年以名之”。 年号地名的实例，唐代有14例，宋代有17例，元代连一例也没有，明清时期地名反而要避年号的讳了。例如明北直隶有隆庆州，始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时为避年号讳而改为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又如，宋代以来嘉兴府所辖有崇德县，清入关前皇太极第二个年号也叫崇德，于是康熙元年（1662年）时因避“崇德”年号讳而改崇德县为石门县（该县1958年已废，故治在今浙江桐乡市西南之崇福镇）。
所以，这条原则已经走完了从产生到消亡的全部历程。 七、“以形得名”原则 中国的文字，有相当一部分起源於原始的像形图案，所以早在甲骨文中便不乏像形地名之例；可是最早论及地名以像形得名原则的，要迟至东汉末年的刘熙。《释名·释山篇》：“石载土曰山且山且 ，胪然也；土载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清人毕沅疏：“捷卢若锯牙，然石之载土正似之”。
对于像形地名，郦道元并不以记载为满足，而是努力将它归纳为普遍性原则。如《水经·巨马水注》：“涞水又迳三女亭西，又迳楼亭北，左属白涧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积雪，故以物色受名”；《洛水注》：“休水……北历覆釜堆东，盖以物象受名矣”；《江水注二》：“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闇彻南山；有门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像受名”；《三艮水注》：“裴渊《广州记》（番禺）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冈。
秦时占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此冈，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取目，故冈受厥称焉”。要之，“物色受名”、“物像（象）受名”、“以状取目”是郦道元对像形地名原则的最好总结。《舆地纪胜》继承了前代这一原则，卷五平江府·景物：“丹霞坞，在吴县横山亭旁，有五坞，曰芳桂、曰修竹、曰飞泉、曰丹霞、曰白云，皆因其物象以名之”。
《方舆胜览》最终完整、简洁地总结了像形地名的命名原则，卷一0邵武军：鸡笼山“在邵武县西，以形得名”；卷一一建宁府：鸡笼山“在城东北五里，又有马鞍山，在城东北三里，皆以形得名”。“像形”一作“形像”，明末徐霞客对此有所领悟。例如桂林的象鼻岩、水月洞，他认为“盖一山而皆以形象异名也” ；又如桂林城东“是山名老虎山，是洞名狮子口，以形也” ；再如云南大姚县方山：“此方顶之山，犹在金沙（江）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 。
在这里，徐霞客指出了地名命名的“以形”、“形象”、“象形”原则，所指均为一事。《大明一统志》还在多处指出了“以形似名”。 八、 以姓氏、人物为名的原则 古代以姓氏、人物为地名者夥矣，班固、应劭、郦道元、李吉甫尝论之，然终未有涉及此原则之一者。此原则之归纳，盖自宋始。《太平寰宇记》卷九滑州：“山阳故城，魏兖州刺史山阳公所筑，城因人以立名”；卷二六咸阳县周氏陂：“汉太尉周勃家在陂，其子亚夫有功，遂赐此陂，故地以氏称之”。
“因人以立名”、“地以氏称之”系此原则最初之归纳。《大明一统志》则将它归纳为：“因姓得名” 。明人郭子章对历代以人物为名的政区地名实例均有淋漓尽致的讨论，并在多处总结过它的命名规律。其《郡县释名·广东序》：“程 不过一乡之士而邑名程乡，潘茂不过一节之士而邑名茂，名令粤世勉强。为善者，皆得如严、如袁、如任丘、如清丰也”。
具体地，他说“北直隶以姓名名县惟任丘、张清丰二县”，在广东潮州府程乡下云：“隋置，以程 行谊化于一乡，故县名程乡，水名程江，如严州、袁州、任丘、清丰、乌程、茂名之类是也”，在高州府茂名县下云：“晋名，邑人潘茂得仙，因以名县”，又在高州府下云：“俗谓唐高力士是其州人，州以力士名，非也，唐之前已名高州矣。
子陵擅严、袁京重袁；力士何人，得擅此名耶？” 在他看来，用以命名的人物，须是有益于乡邦教化的名贤，像程 、潘茂这样终究勉强，而高力士是宦官，哪有资格以他的姓氏来作地名？表现出他对宦官的蔑视与仇恨，这恐怕与明朝的宦祸有关。他不仅论述名贤，还注意到宗教人物也与地名有关，曾在广西全州下写道：“宇内郡县以贤人名者，如严属子陵，袁归袁京，程乡以 ，霍叔名霍，任丘、清丰皆数见，而潘茂名邑、全真名州，释、玄二氏亦擅名土地，岂其教亦有必不可磨灭耶？” 将人物地名作如此淋漓尽致的总结，以前不曾有过。
现代地名学的做法与此原则正好相反。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第六条：“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重申了这一点，只是把“命名”二字改为“作”字而已，其它毫无改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条原则对人物地名的产生将起到决定性的抑制作用。
九、 虚词、方位词不宜单独作地名的（准）原则 沈约（441年～513年）为南朝吴兴郡武康县东乡博陆里余乌村（今浙江省杭州市郊区博陆镇）人，齐武帝永明年间撰成《宋书》一百卷；其中卷三五至卷三八为《州郡志》，历史地理价值颇大。《宋书·州郡志三》邵陵太守：“扶县令，汉旧县，至晋曰夫夷。汉属零陵，晋属邵陵。
案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温讳去‘夷’，‘夫’不可为县名，故为‘扶’云”。“夫”在古汉语中为虚词，虚词不可单独为地名，这是沈约首先总结出来的。古今以“之”“乎”“哉”“也”之类虚词单独命名的地名，诚为罕见。 《宋书·州郡志一》南濮阳太守：“本东郡，属兖州，晋武帝咸宁二年以封子允，以‘东’不可为国名，东郡有濮阳县，故曰濮阳国”。
方位词不可单独用作地名，这也是沈约首先提出的原则。沈约之前，单独以方位词作为地名的现象不多，仅有东郡、南郡、西郡、西县四处，均系先秦、秦汉时所置；西郡在西魏时即被废止，东郡、南郡废于隋唐，西县废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均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证明了沈约的卓见。 沈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方位词、虚词不宜单独作地名的概念，但论述了这样的问题，触及了这条原则的边缘，因而可称之为“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