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笔者看来，张良的境界之所以远远超出历史上的其他智囊，关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身为反秦的贵族后裔，却能主动拥抱新秩序。我们都知道，当初张良为了报韩国被灭之仇，不惜变卖丰厚家产收买勇士谋杀秦始皇。这种格局，其实跟太子丹没什么两样，显得过于小气。但在随后的秦末战乱中，也许是看到了贵族复辟、诸侯并立带来的巨大破坏，张良意识到了项羽思路的落伍，认识到了大一统体系的不可阻挡，逐渐变成了秦制的忠实拥护者。
不然的话，为何在秦灭之后，他还坚决支持刘邦东进，向着一统天下的事业努力打拼？为何在儒生郦食其提出扶持六国后裔的主意后，身为六国遗老遗少的他竟然斩钉截铁的反对？历史上的复仇者并不少见，但在其后能够意识到仇敌主张的正确性，转而积极拥护新秩序、并为其孜孜不倦奋斗的，也许只有张良。仅凭这一点，就能让他从一众智囊中脱颖而出，境界高人一等。
第二，无视荣华富贵的利诱，以高超的智慧急流勇退，并为后世功臣确立了标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千百年来，无数立下显赫功勋的英才都跳不出这一历史死循环。但西汉初年的张良，其实早已为后世提供了标准应对模板：自我贬低，归功于领导，推卸封赏。刘邦分封功臣时，曾让张良自己在富庶的齐地挑选三万户。
张良却谦虚的说，自己当初能在半路上遇到刘邦，是上天把自己赐给对方；自己进献的计谋很多，那些侥幸成功的，都是因为刘邦慧眼识珠、指导有方。最终他坚决推掉了厚赏，选择了贫穷的留县；为自己立下的功劳，找一个庸俗的动力。张良曾对外宣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
也就是说，自己侥幸立功，只是抱着替韩国复仇的目的，没啥其他野心，从没有想过青史留名；急流勇退，归隐江湖。封侯之后的张良，竟然令人意外的投身道教，“欲从赤松子游耳”，积极从事辟谷之类的道术。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树立起清心寡欲、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人设，躲过了功高震主的危险。在后世，有许多功臣也借鉴了这一套路，比如晚年闭门修道的尉迟敬德、随时以道士自居中唐名相李泌等。
汉献帝退位，刘备为什么不迎汉献帝入蜀为帝，而是自己当了皇帝？
刘备自立汉中王，继而建立蜀汉为帝，没有过错。既没必要去给他擦脂抹粉，也没必要去诟病。“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汉室衰微，自己不争气，不甘寂寞的人图王称霸，无可非议。天下乃有德者居之，无德有实力也可以居之。并非刘邦的后裔、刘秀的后裔、汉桓灵二帝的后裔才能居之。其实，汉末三国时期，并没有认为非刘氏不得为王、非刘氏不得为帝。
曹操在《述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言不假，曹操说的是实话。中平元年（184年），许攸与冀州刺史王芬、沛国周旌等连接豪杰，欲谋废除汉灵帝，改立合肥侯为帝，事败，王芬自杀，许攸逃跑。中平元年（184年），枹罕（今甘肃临夏）人宋建造反，自称河首平汉王，聚集部下在枹罕自立，改元，设置百官，统治长达三十多年。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派遣大将夏侯渊征讨，自宋建及丞相以下所置百官一律斩杀。中平四年（187年），曾为中山国相的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乌桓丘力居等人，聚众十余万叛乱。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中平六年（189年），幽州牧刘虞招募胡人斩杀张纯，北州乃定。同年，长沙区星自称为将军、阳明皇帝，率领部众一万人起兵叛乱。
被新任长沙太守孙坚击溃，生死不明，不知所终。初平二年（191年），袁绍、韩馥等人准备抛弃献帝，另立幽州牧刘虞为新君，由于曹操、袁术等人坚决反对，刘虞也坚决拒绝，因而作罢。同年，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进击汉中太守，张鲁逐步控制了汉中。后来，有人挖到了玉印，众人要推举张鲁为汉宁王，功曹阎圃力谏，张鲁才作罢。
张鲁在汉中统治近三十年，截断汉朝使者，完全是独立王国，直到曹操平定汉中为止。初平四年（193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起兵跟随，夺取了泰山郡华、费县，入侵任城。后来被陶谦杀害，收编了他的追随者。建安二年（197年），袁术称帝，建号仲氏，定都寿春。建安四年（199年），袁术呕血而死，做了两年多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