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公元前605-前527年的雅典时期，才用文字固定了下来。之前也完全靠口口相传。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曾有48000行；《摩河婆罗多》，20多万行。也皆靠吟诵留传了千百年。如此看，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名人，不论是三皇五帝，即便是夏桀这样的反派角色，留传下来并不是难事。 第二，史官家承。
中国上古时期，即已重视历史的传承——记载历史的典籍藏于官府，管理学术的史官则世代相传。 《荀子·荣辱篇》说：“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夏商周）虽亡治法犹存”。号称中国古典史学终结者的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说：“三代盛时，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矣”——夏商周的时候，所有官员，都以史官的记载为标准。
学者们认为，夏商周三代，史官系统已经十分繁荣。结果是，五帝时代所探究的天道与人事之神巫学术，得到了充分深化与细化。 江苏才子刘师培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里说：“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职所由尊也。” 他又在《古学出于史官论》中说：“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
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开也”。“学出于史，有明征矣。故一代之兴，即以史官司籍。试观夏之亡也，太史终古去国；殷之亡也，辛甲把器归周；周之衰也，老聃去周适秦。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 他强调的是夏商周三代史官的重要性——学术和历史记载，都掌握在史官的手中，而且传于后世。
夏商周，前后兴替1200多年。在这段历史里，作为民族命运所系的史官学术，延绵不断、生生不息。可以说，三代的文明发展史，就是当时各民族的史官学术繁荣史。可以作为例证的，是司马迁。 其始祖，是五帝中颛顼麾下掌管天文地理的大臣重黎氏。后来的唐、虞、夏、商等世，重黎氏的后代世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中的一支做了司马，并赐以为姓。
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朝廷的太史令，掌管天象文史等职。 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是汉武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杨何，是著名的《易》学家，山东淄川人；黄生，则为道家学高人。 司马迁正因为家学渊源，加上个人的努力，四处寻访考证，才写就了《史记》这样的不朽巨著。
中国上古时期重视史官的传统，使远古的人和事得以流传。 第三，文献记载。 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但学者们论证，甲骨文已属成熟文字——在这之前，很难说没有汉字存在。 甲骨文是刻于龟甲兽骨的占卜之辞，能保存下来，与其在地下不易被腐蚀有关。田野考古已然证明，殷商时期，毛笔已经多用，甲骨上即已有朱字和墨字。
难道当时的人们不会将文字写于其他载体么？肯定会，只是不如龟甲兽骨更易保存，或者时间的流逝使其消亡了，或者我们还没有发现。不难推定，商以前的各种文字记载，不论是史、事或人，或许已经很完备。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文字文献，在先秦的记载中，就不下七八十种。比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世》；《经世》；《世传》；《上古记》；《故记》；《春秋之记》（非孔子春秋）；《史记》（非司马迁史记）；《春秋》（仍非孔子春秋）；《鲁春秋》（此乃孔子修改春秋）；《周春秋》；《齐春秋》；《燕春秋》；《宋春秋》；《乘》；《志》；《上志》；《前志》；《军志》；《周志》；《郑志》；《书》；《丹书》；《刑书》；《虞书》；《夏书》；《周书》；《郑书》；《楚书》；《儒书》；《虞箴》；《夏箴》；《商箴》；《周箴》；《诰》；《康诰》；《唐诰》，等等。
这些文献的内容，多见于春秋战国前的文献转述。墨子曾说，他读过百国春秋。还有很多关于读过周之前古文的文献记载。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古之王者世有世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 《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他说的“古之王”，是指夏商周的君王。他不仅讲了史官的责任和重要性，也讲了三代对事和人记载的重视。
这些文献，对于商代以前的事和人留传下来，是有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的。那么后来呢？就是秦始皇的“焚书令”了。李斯奏请秦始皇说——“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于是，除了《秦记》，其他各诸侯国史官所藏的史书，一并灰飞烟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