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成积弱，况复政多咎。方士及权奸，岂堪偻指数(叶)。虚内乃贪外，屋丰家蔀。五国固其宜，炯戒传不朽。(34) 近代以来，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35)。漆侠先生对积弱是这样界定的：“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36)1963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邓广铭先生执笔)存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亦云：“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港台学者对此也有所论列，如1989年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的结论中说：“世或以宋代先则见欺于辽，继则见欺于金，终为蒙古所灭，而谓宋代兵力之积弱不振，盖肇自集权政策之弊。
”(37) 当然，对于宋朝的整体估价，从北宋中期以降也多有赞誉，程颢所言“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38)，就比较有代表性。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盛赞两宋文治超过汉唐：“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
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夺，而文法恶其太拘。”(39)则是旧史家较为客观的评价。20世纪初以来，学界颇推重宋代研究，“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40)。
而口美学者从宋代为中国近世开始的角度，对宋代经济文化给以高度评价(41)。 但是正如前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讨论宋代积弱，是从北宋中期至清历代对宋的评价，并不完全与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宋朝积弱和宋朝经济文化发达是评价宋朝历史地位的两个方面，笔者曾说过：“不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宋代的历史地位，都不应以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既不能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的全部历史特征，也不能仅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巨大进步而忽略宋代历史存在的‘民穷’‘财匮’和积弱不振的基本事实，偏废任何一面都不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