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他的志向不在为官，而是意在改革，如果不能改革变法，宁可不做官。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他为江宁知府，不久就诏为翰林学士；很快又任参知政事；1070年就拜相，主持变法。三年，从知府到宰相，这一系列操作只是铺垫，为变法做准备。王安石已经在家呆了太久，既然答应了重新入仕，就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怎么会刚从江宁府出来就想家呢？这是意气风发想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会没走出去就想着“还”呢？这怎么会是到了京城变法时提出“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呢？大好的前途在召唤，蛰伏的理想终于可以破茧而出，他会想着“还家”？所以我不赞同这个时间点，这句话也不是在此时思念家乡的意思。
二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自京还金陵，路过瓜洲时所作。这个就更解释不通了，自京还金陵，金陵就是江宁府，都到了瓜洲了，和京口（现镇江）就一水之隔了（京口瓜洲一水间），快到家了，钟山就只隔几道山了（钟山只隔数重山），他急的是什么呀？后面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没法解释了。明明已经在归途中了，就差一条江，几座山的距离了，何来“何时照我还”？三1075年，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自江宁赴京途中经瓜洲时所作。
我倾向于这个观点。虽然1074到1075短短一年，但是政治风云是瞬息万变的；朝堂之上也是风起云涌，明争暗斗。王安石彼时闲居在家，这个“家”就是“钟山”，江宁府，自1037年王安石随父亲定居在这之后，这就成了王安石的第二故乡，从此后，除了在京任职，他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可以说他对这里的感情是非常之深厚的。
这一年，他自己亲手扶持上来的吕惠卿为了防止王安石返京威胁自己的地位，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并兴起李士宁案，想以此倾覆王安石；而且新法是“经是好经，和尚不好好念”，因为触动了大多数官宦集团的利益，他们想尽办法阻挠破坏；加之执行者层层盘剥，弊端很多，百姓怨声载道。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况且他第一次被罢相就是因为郑侠绘制的《流民图》描绘了新法下的百姓困苦凄惨的生活打动了皇帝，才狠心罢了他的宰相之职。
这已经严重违背他改革的初衷；加上多年来勾心斗角派别争斗，可能他也厌倦了官场。所以王安石对这次的恢复相位，心里也应该是矛盾的。一方面依恋家园一方面壮志未酬。但我想前者应该占更多一些，因为此次进京，新法已经难再推行，改革派内部也四分五裂；不久后他就请辞，回到了钟山。赴京的“京”是北宋国都，汴京、汴梁，亦称东京，就是现在的开封。
而钟山，就是现在的南京（故称金陵）紫金山。所以这首诗开篇写景，兼具夸张，京口瓜洲只隔一水，钟山只有几重山的距离，这是没走出多远。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岸，又是一年了。站在瓜洲南望也是回望，心里充满了不舍和依恋，其实就是对朝廷对政敌们心有忌惮，顾虑重重，萌生退意了；问天上的明月啊，你什么时候才能照拂着我回转我的家呢？他回来得够快，1076年他多次请辞未果；十月，长子病故，他坚决请辞，自此，虽然也挂着这样那样的职位，但他再没离开江宁府—他所爱的钟山，直至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