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觉得李世民说的有道理，于是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实际上在迁都这件事上，并不是只有李世民自己反对，很多大臣包括萧瑀在内都不认同迁都。孙权后来为何迁都南京？原因有三：一、刘备死后，诸葛亮要北伐魏国，要联吴抗魏，只能跟吴国和好。这个时候李世民站出来了，他不同意迁都，迁都是一件大事，稍有不慎会动摇国本。
国家为什么要推介湖北？
主要是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出发的首先，去年疫情首先是从湖北武汉爆发的，而且湖北省是感染人数最多的省份，居家隔离、非必要不出门、武汉封城，这些在疫情之前听起来匪夷所思的防控措施，都是武汉最早采取的办法，武汉乃至湖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为全国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经验。其次，疫情爆发一年，我们当初疫情最严重的武汉、湖北疫情归零。
唐高宗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武则天，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天才过人，心雄胆略，有着治国安民的才能。10多岁时一把匕首欲制烈马，李世民健在时与李治乌山云雨，将大大的绿帽戴在千古一帝头上，28岁时二度入宫，帮助李治拿下千年老狐狸长孙无忌，使皇权回归，40岁时武则天临朝听政，与李治合称“二圣”。武则天外战群臣，宫斗王、萧，杀亲姐、儿女、毒外甥女，终于在60岁时自立为帝。
唐高宗李治死后，武则天为何立即从长安迁都洛阳？一、政治：权力是毒品，武则天临朝听政多年早有了登基称帝的想法。而她要想称帝，必须摆脱李氏家族的掣肘，建立自已的根据地和统治班底。李家出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们与西魏八柱国的基本盘都在关中地区，李治时期，大唐已经过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帝王，长安是李唐的统治中心，已形成了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势力体系，与其废心劳神铲除这些反对势力，不如真接干脆跳出长安、跳出关中，远离李家范围，这样更易实现权力的重新构建！二、军事：原来唐朝西部与吐蕃之间有吐谷浑作为缓冲，但吐蕃强大后强势出击，吐谷浑被迫内迁，之前缓冲地带消失，连年交兵，安西四镇一度丢失，李治曾派薛仁贵率领五万大军讨伐吐蕃可惜兵败，找安对于西域吐蕃来说简直就是一块肥肉，长安又无险可守，形势严峻。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西边有关中平原作为缓冲，且有潼关、函谷关等易守难攻的重要关塞，显然更加安全。三、经济：长安附近的土地由于连年过度开垦，已经开始出现了水土流失甚至沙化，粮食严重不足，太宗时期就曾经发生过严重饥荒，李世民无奈让饥民出关讨生活，唐高宗时，因为长安人口过多，矛盾严加突出。反观洛阳，地处中原，河流发达，水利方便，粮食产量相当可观。
特别是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南方经济发展迅速，洛阳比长安交通更便利，能够保证帝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巩固她新生政权的统治！四、心理：武则天为登上皇后之位，狠心杀死女儿、将王皇后及萧淑妃做成人彘，手段的狠辣让人胆战心惊。萧淑妃死前，曾经诅咒武则天，愿来生自己变成猫，武则天变成鼠吃掉武则天。据说，武则天因为此事长期做噩梦半夜惊醒，李治健在时，武则天就经常拽着李治久居洛阳，远离长安。
为何古代没有朝代愿意在武汉定都？
封建帝制在我国发展了几千年，每一朝代都有着其自身的国都，算起来，我国曾经是国都的城市恐怕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其中像是南京有“六朝古都”的美名，西安更是有“十三朝古都”的声誉，但是，历史学者们一直有一个疑虑，那便是武汉作为一个先天条件优越的城市，却从来没有成为哪怕一国的国都，这是为何呢？武汉是长江流域的大型城市，地理位置上几乎处在中国的中央，是天然的“中元”宝位在古代，武汉更是被称为“九省通衢”，其本身交通四通八达，中国人南来北往都要从这里过。
可就是这样一座重要的城市，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却从来没有王朝在此建都，这着实有点让人想不通，武汉跟北京，长安，洛阳甚至南京这些城市差在哪里，为什么封建王朝不在这里建都呢？ 我们来仔细看看。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古代王朝选择国都，需要遵循三个条件。第一个，便是《吕氏春秋》曾记载的“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意思是国都选择必须要在国家领域的“居中”位置，唯有如此，才能上通下达，统御四方；第二个，便是把重要放在水路通行，因为古代科技不兴，所以水路的运输更为重要，良好的河流体系能够最大的保证的物质的流通与信息的传达，进而保障封建王国的统治；第三个，是要求建立国都的城市必须要有广阔的领域，这不仅是为了发达耕种，保障生产活动，最为重要的是为国度以后的扩建留下发展的余地。
那么，我们依次来看看武汉是否满足上述的条件吧。第一个，自不用说，从地理的位置来说，武汉是绝对的“居中”地位，北靠中原，南临湘粤，西陇巴蜀，东衔吴越，如果以棋局来判定武汉的位置，那么，武汉无疑的是“天元”正位，而且，无论是在哪一个朝代，每一个王朝所统率的国土的中央，都是武汉或者临近武汉，也就是说，武汉是永久的中心位；第二个，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更是临近长江和汉江的交汇之处，水路四通八达，江河体系是天然的网状结构，如果古代的人也能够操控无人机在武汉的上方俯视，便能够看到那些水路交叉纵横，就像是一张天然的蛛网，虽然繁杂却是十分的紧密。
在这种水路的基础上，武汉无论是农业的生产，还是物质的运输，以及信息的传达，都是高效且作用巨大的；至于第三个，更是不用多说，优越的位置，发达的水路，自然造就了武汉在经济上的发展，在这种经济的支撑下，武汉的城市规模又怎么会小呢？而且武汉本身就是地形开阔的领域，足够一个国都的进一步的拓展；而且武汉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它在历史中一直是处于不断拓展的状态的，无论从哪一个朝代去细看，都会发现武汉的辖区远远大于其他的城市。
那么，武汉既然满足了古代王朝选择国都的三个条件，却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愿意把武汉定位首都呢？其实，这是“成也萧何败萧何”。明清时代的学者顾祖禹就曾经说过，“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也。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意思是说，武汉是天然的“天元”位置，虽然能够统御四方，但同样的，也容易被四方牵制，大有十面围城的颓势。
当然，武汉本身的地势是适应作战的，是易守难攻的军事宝地，但是，各位要清楚一点，我们选择的是国都，不是选军事重镇，在这种条件下，哪怕武汉再怎么好的位置，再怎么好的地势，也不重要了，因为国都是一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若是国都之外战火连绵、群敌环视，那么国都之内还怎么发展，怎么顾及四方呢？此外，武汉虽然具有天然的完美的水路体系，但是由于临近长江和汉江的交汇之处，因此武汉在古代的泄洪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时常是洪水的重灾区，再加上武汉本身就是多雨的气候，导致洪水不仅严重、而且高发，因此，将武汉作为国都跟把国都建大水坑里头没什么两样，当然也就没有人这么做了。
三国时期，孙权为何在武昌称帝，又为何将都城迁到南京？
孙权一开始是打算定都武昌的，武昌属于荆州，在三国时期，荆州经济繁荣，人口众多。荆州本来是刘备的地方，是孙权用偷袭的卑鄙手段得来的，还害死了关羽。蜀国一直想要夺回荆州，为了加强对荆州的控制和防止蜀国来夺回荆州，孙权决定定都武昌。孙权后来为何迁都南京？原因有三：一、刘备死后，诸葛亮要北伐魏国，要联吴抗魏，只能跟吴国和好。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听说后，派陈震前往祝贺，并与孙权订立了盟约。盟约规定：吴蜀联盟，共同伐魏，事成之后，平分天下。这个时候的蜀国对吴国没有了威胁，为了表示和好的诚意，孙权决定迁都到南京。二、东吴的地盘大部分在长江以南，而武昌的位置在长江北岸，这个位置不好防守。南京就安全一点，因为南京在南岸，有长江天险保护，魏国来进攻是很难的。
从苏州到镇江，再从南京到武汉，三国时东吴政权为何如此热衷迁都？
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一般来说，选择在哪里定都，需要纵横衡量评估各种因素才能加以确定。明代陈建在《建都论》认为都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正因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复杂，都城地点的选择历来都很费脑筋。简单粗暴的，如西楚霸王一把火烧掉咸阳，回到彭城定都，反复纠结的如朱元璋，先后选了南京、开封、凤阳，甚至还有长安，作为都城的候选地。
当然，还有那种随着势力范围逐步扩大而迁都的，比如北魏，崛起于北方，先是以平城作为都城，后来又有孝文帝打算一统天下而迁都洛阳。我们今天说的东吴，情况有点和北魏相似，都是因为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大而适时变更都城的地点。一、先后有四个城市成为东吴都城1、吴县。即苏州，这里是秦汉吴郡治所，《吴书》中说孙坚家族一直居住在这里，“坚世仕吴，家于富春”。
东汉中平元年，即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孙坚被征召入军，带领儿子孙策渡江跟随中郎将朱儁南征北战。初平三年，即192年4月，孙坚在与刘表部将黄祖作战时被暗箭射中身亡。孙坚死后，时年17岁的孙策将其葬在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后，举家迁到江都（今属江苏省扬州市）。不久，孙策带兵渡江回到江东，先后夺取吴郡、会稽郡等地。
此后，孙策被刺身亡后，孙权继位初期，依然以吴县为治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说，“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从时间上来看，孙吴前后在吴县待了14年之久。2、京口。从上图可以看到，三国时期的入海口在今天的镇江一带，这里江面辽阔，宽达几十公里，浩浩瀚瀚蔚为壮观。东汉末年，这里是吴郡的丹徒县。
《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润州》说，“本春秋吴之朱方邑。始皇改为丹徒,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都建业，以此为京口镇。”可见，孙吴定都京口的时间是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赤壁之战后一年。3、建业。建业即南京，古称金陵，东汉末年叫秣陵，东晋南朝改名建康。从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孙权建都南京是听从了谋臣张纮和刘备的建议，其中张纮是从所谓的王者之气角度说的，称秣陵“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刘备则是从军事角度加以建议，“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
”因此，孙权在京口仅仅2年便都秣陵，顺便将其改名建业。建业者，建帝王之业也。这也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都城所在。4、武昌。武昌古称为“鄂”，两汉期间，鄂县属于江夏郡。赤壁之战后，为刘琦所控制。公元215年，即建安二十年，刘备与孙权争夺长沙等三郡失利，孙吴实际控制了鄂县。此后，吴国两次在此建都。第一次是公元221年4月，刘备称帝于蜀，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此后，一直到公元229年4月孙权在武昌称帝，9月还都建业，但是仍然留下储君与重臣在此镇守，“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掌武昌留事。”第二次是二十多年后，吴国末帝孙皓于公元265年9月迁都建业，当时有民谣唱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次年12月因为建业局势不稳，被迫还都。二、东吴皇帝为何热衷迁都从吴——京口——建业——武昌，东吴之所以不停地迁都，是伴随着它的实力发展壮大而自然做出的选择。
早期孙吴政权实力弱小，偏处江东，只能在孙坚家族所在地，吴县。公元208年爆发的赤壁之战，阻止了曹操统一中国的步伐，魏蜀吴三国鼎立局势开始形成。实力壮大的吴国，再僻处吴县已经无法及时应对天下大势，迁都京口、建业事所必然。因为赤壁之战后，曹操虽然暂时退回北方，但并未放弃再次南下的企图。不过由于刘备势力的崛起，曹操已然放弃从荆州南下的企图，而是打算改以扬州为主攻方向，即所谓“四越巢湖”，即经寿春、合肥至巢湖，再沿濡须水南入长江。
史载，公元209年曹操亲率大军出征扬州，“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此外，从地理形势上看，北方军队南下，长江下游有两处重要渡口，分别是采石渡和瓜州渡。其中瓜州渡的对面正是京口，所以孙权若是继续屯兵于吴，已经不符合时局的要求。在京口定都两年后，孙权发现了更好的地方，这就是秣陵（南京）。和京口相比，这里有三大优势：1、地势险要。
“远近群山，环绕拱卫，郁葱巍焕，形胜天开”，《丹阳记》称“因山为城，因江为池”，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2、治理水军。秦淮河水道宽阔，入江口有大型港湾，可以停泊大型舰队，也是孙权考虑在此定都的重要原因。3、居中兼顾。曹军的进攻路线，除了水师由濡须口入江外，还可以经和县从采石矶渡江。所以在秣陵建都，既可以照顾到瓜洲渡，又可以及时对采石渡做出反应。
我们知道，三国鼎立的形成之战是赤壁之战，真正定型的则是爆发于公元221年的夷陵之战。 公元221年7月，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挥兵攻打东吴孙权。孙权求和不成后，决定一面向曹魏称臣，避免两线作战，一面任命陆逊率军应战。陆逊与刘备相持七八个月后，最终于夷陵一带打败蜀汉军。由于长江的独特地理形势，自古以来，东南立国的政权都必须控制荆襄一带，才能偏安东南。
孙权夺回荆州后，考虑到上游“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意思就是距离太远，来不及反应，做出了迁都武昌的决定。三、从孙权到孙皓——吴国为何对武昌念念不忘早在偷袭关羽的时候，孙权就将其军队主力调往湖北，应对可能的大战。公元221年4月，刘备称帝后，孙权将驻跸地从公安迁到鄂县，随后在此建都并改名武昌。
这是因为孙权夺取荆州后，势力范围再次急剧膨胀，“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防守压力随之增大。此时的东吴，不仅需要抗击三峡和襄阳方向的蜀国魏国军队，还要照顾到后方的安全，防止曹魏突然发兵南下。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昌，顺理成章进入孙权的视野，这里建都屯兵既能兼顾东西两线战事，又能方便军队沿江调动。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定都武昌的正确，就在夷陵之战的次年，曹丕下令三道伐吴，其中“曹休、张辽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围南郡”，结果孙权居中调度，应付阙如，成功击退了魏国气势汹汹的进攻。
不仅如此，武昌和建业一样，都位于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都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军队（武昌有樊川，建业有夹江），此外，建业有前湖、玄武湖、清凉山，武昌有洋兰湖、三山湖和梁子湖、西山。从外围来看，还有虎林、夏口、沔口、邾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予以护卫。武昌还富有铜铁等矿藏，可以铸造兵器、钱币等。陶弘景《刀剑录》记载，黄武四年，即公元225年，孙权迁都武汉第三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三尺九寸，刀头方。
公元229年，考虑到蜀吴重修和约，东吴已经无法再向长江上游发展，同时迫于广陵方向面临曹魏空前军事压力，孙权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重心，再次迁都回到建业。不过因为有着以上诸多优越的因素，武昌在吴国的战略地位始终未曾下降，如229年开始，孙权便以重臣陆逊镇守武昌，直到245年去世，武昌始终是吴国首屈一指的重镇。
可惜的是孙皓看到武昌处于长江上有的重要性，却因为种种因素制约未能迁都成功。不仅如此，他对荆州防务作出的种种变更导致兵不足用，将非其才，“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丹阳太守沈莹的预言最终成真，最终西晋伐吴的时候，几乎兵不血刃拿下武昌，“王戎遣参军襄阳罗尚、南阳刘乔与王浚将兵攻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虞昺降。
”小奔说：当初孙权初见鲁肃的时候，后者向其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是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第二步是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第三步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周瑜在赤壁之战后，提出“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可见，无论是鲁肃还是周瑜，都敏锐地看出来立国东南只能偏安，要想进取中原，必须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扫除刘表、刘璋所在的荆州、益州，与北方形成对立，继而才可进取中原。
李渊要把大唐首都迁往湖北，为什么只有李世民一个人反对？你怎么看？
在唐初的十几年间，突厥要是哪一年没有骚扰大唐十次、八次，这一年就不算过完。他们为了掠夺粮食和财帛，时不时就侵犯大唐的边境，虽有李绩和李靖在并州和灵州驻守，但还是防不胜防。624年的秋天，突厥又开始南下侵犯大唐，辗转数地，流动作战，目的就是抢掠粮食和财帛。突厥虽屡屡被唐军打败，但并妨碍突厥大军继续一次次侵犯大唐。
而且土谷浑和党项也掺和进来攻打大唐。这个时候就有人对李渊说了：“突厥之所有盯着关中这一带，就是因为大唐的人口和财富主要集中在长安。如果把长安城付之一炬，然后迁都，那么胡人的侵犯自然而然就停止了。”这话初看没毛病，细想却不是那回事，按照这个逻辑，长安繁华，所以突厥经常进犯关中，那如果在别的地方建都城，突厥不是照样也会侵犯那个地方吗？毕竟他们就喜欢掠夺粮食、财帛。
没想到李渊对这个提议持赞成态度，如果真能找到个好地方为都，迁都也无所谓。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和裴寂等人都表示赞成，然后李渊就准备让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去做这件事，越过终南山，在樊、邓州等地寻找合适的地方为首都。这个时候李世民站出来了，他不同意迁都，迁都是一件大事，稍有不慎会动摇国本 。李世民就说了：“戎狄之祸，自古有之，并不是大唐的特列，况且大唐在英明神武的陛下的管理下开始走向繁盛，更有精锐部队上百万人，难道还怕这些戎狄不成？现在就因为突厥经常犯边而迁都，国人的颜面何在，帝国的威信何在？后世一定会讥笑我们的。
所以希望陛下给我几年的时间，我一定亲自绑着颉利投降大唐。如果我没有做到，再迁都也不迟啊。”李渊觉得李世民说的有道理，于是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实际上在迁都这件事上，并不是只有李世民自己反对，很多大臣包括萧瑀在内都不认同迁都。迁都并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决定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强皇权而削弱世家大族的权力。实际上那些世家大族都不愿意迁都。
而且这件事应该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也就是说李渊并没有让很多人知道，很可能他自己也并没有真正想要迁都，否则这件事不可能没有激起浪花。在这件事上，李世民不仅反对迁都，还决定在不久的将来消灭突厥。当然李世民灭突厥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唐初建，百废待兴，而突厥早就强大起来了，大唐不能也不愿意和突厥硬碰硬。
但是突厥只会变本加厉，李世民继位不久，颉利可汗就带着十万大军到了渭水便桥，和李世民来了一个“渭水之盟”，这让李世民憋屈不已，同时更加坚定了他灭突厥的决心，他甚至在不上朝的时候亲自训练士兵们的箭术。终于在629年，大唐攻打突厥的时机成熟，开始了攻灭突厥的步伐。第二年，东突厥被灭国，义成公主被李靖杀死，颉利可汗被俘虏到京城。
楚国的统治核心在河南、安徽、江苏，为什么有人说湖南、湖北自称继承了楚文化？
楚国的发祥地在湖北荆州（江陵）一带，国都为郢，这也就是荆楚的来历。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曾经从长江流域打到黄河流域，统治了大半个中国，成语问鼎中原就是说的楚国。“楚王好细腰”。秦楚相争中，楚国不幸战败，白起拔郢后，楚国国都东迁安徽寿春。最后被秦国统一了，而楚国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制度也被秦国继承过去，也就是《史记》当中所说的“楚制秦随”。
为什么武汉从来没有做过大一统朝代的首都，甚至没有出过东晋这种占据半壁江山的像样的割据政权？
今天的武汉是中国特大级城市，经济地理中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都说如果换国都，武汉必是力争对象，有人反问了，武汉这么有实力，为什么历史上武汉无缘成为国都，这个问题主要有主要原因，一是武汉崛起的时间不长，二是古人无法解决水患问题。龟山，相传大禹治水于此，灵龟所化为一山，即龟山。武汉虽然成镇很早，但并不显眼，直到三国时期孙权在此筑夏口城，修了个瞭望塔，取名黄鹤楼，其实也仅是个驻军的军用岗楼，打仗用于瞭望罢了，那时候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南方基本无缘，武汉那时还不叫武汉，也没有三镇，仅有个武昌，连鄂州、沔州都比不上，更别谈荆州、襄阳了。
明代武汉三镇图。直到明朝，朱元璋6子封为楚王，驻地武昌，明中期因汉水改道形成了武汉三镇，“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武汉的经济地理位置才显现出来，但已到了明清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北京，为时已晚，这时的武汉因商贸运输经济大力发展，到了晚清时期，武汉已成为四大名镇之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时，眼光是很毒的，一眼就瞧出武汉的重要位置，汉口被开阜，武汉因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因为有好的条件，洋务也在武汉试点，到了民国时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也差一点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
武汉古琴台，纪念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始建北宋，重建明朝，有“天下知音第一台”之称。再就是水患问题了，古人对同类的研究得心应手，但无力对抗天灾，最常见的就是水患了，历朝历代民生第一大计就是河工、河督，有人说洛阳十多个王朝古都，就在黄河边上，不，洛阳古都离黄河差几十公里，方便用水罢了，而对比南京也是在长江边上，为什么能成为六朝古都，南京只有一条长江，成为国都也是勉强，要命的是从东晋开始，在长江边上筑长堤防水患，想方设法把水引向别处，但水患问题一直没解决，苦不堪言，陈灭后再未在此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