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倭寇随即夜逃横溪山中，指挥艾升率军抄小路绕行至倭寇前，吕忻追至倭寇身后。嘉靖年间正是倭寇横行的时代，可是过去倭寇在山东地区最为猖獗。为了保住自身利益，这些官员一方面给倭寇通风报信，出钱出力壮大“倭寇”的实力，另一方面，他们对抗击倭寇的官员百般刁难，暗中陷害。
戚继光是怎样抗击倭寇的？
一开始倭乱爆发之时，明军在人员素质上确实水平低下。很多时候正规军的士兵还不如守土的地方民兵好用。于是戚继光上报胡宗宪，要求募兵重练，理由很简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于是胡宗宪给了他三千名额，任其募兵训练。戚继光能够从嘉靖年那么多名将中脱颖而出，与其练兵的技巧是分不开的。中国上下几千年，留下的兵书相当丰富，戚继光从前辈们的兵书中把最精华的部分统统挑出，配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写成了军事名著《纪效新书》。
纵观《纪效新书》，里面各种要求事无巨细，连扎营之后怎么上厕所，要按什么样的模式休息，都一条条列了出来。不光如此，他还要求每一个士兵，把这些站队、纪律方面的要求，统统背下来。不认字不要紧，认识字的念出来，跟着一起背，背不出来，军法从事。纪律放在第一位，下面的就是个人搏击技巧。戚继光说的也很直白：“诸位都听了，练武不是你答应官家的公事，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
你武艺高，杀了贼，贼杀不了你，你武艺不如他，他便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知道了武艺的重要性，当然还需要一个好的老师。自小在军人世家长大的戚继光虽然武艺高强，但仍注意博采众家之长。英年早逝对的唐顺之虽是文人半路出家，然而他改进拳法，精练长枪，所以戚继光向唐顺之学习长枪。与戚继光齐名的俞大猷在个人技击技巧上更是出类拔萃，刀枪剑戟无所不精。
所以戚继光向俞大猷学习剑法、棍法和镗钯。之后，戚继光收其所长，将二人的技击技巧精心传授给士兵。同时，借着总督胡宗宪的全力支持，财力雄厚的戚继光按时考核士兵的搏击技巧。他把成绩分为九等，让士兵两人分持不同兵器列练，打赢有赏，打输了挨棍罚银。不光士兵，如果队里成绩不好，队长跟着一起罚，哨里成绩不好，哨长跟着挨打。
如此严格到近乎苛刻的训练标准，自然练出了一支强兵。淑江之战，遇到这三千新兵的倭寇一触即溃，之后这帮新兵一鼓作气，在台州、温岭四战四捷。这三千兵虽然肉搏能力极为出色，但是还差了一些东西，那就是火器。当戚继光跟俞大猷等人进攻舟山汪直部倭寇之时，列栅轮番射击的倭寇，给了明军极大的伤亡。明军原有的火器列阵模式，遇到了步兵一样的问题，展不开。
明朝的火器自最早的火门枪时代，便是以编组的形式进行作战的。与欧洲的基本处于单干的火门枪手不同，明军以五人为一个火力单位，一个人只负责瞄准，一个人只负责点火，剩下三个人只管装火药弹丸。这在火门枪时代是极其先进的战术，但是优秀的战术模式同样限制了武器的发展。因此在嘉靖年早期的战例中，虽然明军水兵使用火绳式鸟铳，但明军的陆军依旧在使用着火门式快枪。
但舟山之战中，汪直所部在舟山岛上依山阻水，列栅自卫。倭寇依托地形和火绳枪，对着阵型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明军，狠狠地来了一次弹如雨下。而传统五人一列，二十五人一组的火门枪射击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有效组织起成规模的齐射。因此，受到刺激的明廷大笔一挥，，在舟山之战的第二年，一次造了一万支鸟铳，配发前线明军陆军。
在明军陆军开始摸索火绳枪使用战术的时候，浙江义乌爆发了这样一件事：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三万人左右，历时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死伤共计二千五百余人。农村为争水争地等原因而爆发械斗，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如清末同治年广东土客械斗，双方排兵布阵，火炮对轰，乃至引诱英国人参与战争，前后死亡上百万人。
义乌的这次械斗，在规模并不算很大，但是在素来羸弱的浙江人眼里，这种惨烈可谓震撼。安徽出生的戚继光，自然也没有见过农村械斗中前赴后继的疯狂。在从义乌回去之后，他跟俞大猷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自幼随父从军，转历四方。二十二岁参加会试，正遇俺答进犯，担任警戒。后驻守蓟门，曾亲眼目睹鞑靼铁骑，来无影去无踪，动如惊雷，堪称迅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