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就是这种新型读书人的代表，内藤湖南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解读是：“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是连在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士人考虑的不是门第，是个人的人格。”宋代士大夫是“以一个人所为关系到国家，波及万世的正义感来立世成名的……没有门第背景，仅以个人的身份，在认识自己的使命的基础上面对政治。”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赵氏孤儿》故事的演化中。
史记中的程婴，他的身份是门客，和赵家有依附关系，而到元杂剧中的程婴就是经济独立的草泽医人了。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的基本情节与《史记》版差不多，但也有不少改动。（一）因为是戏剧，情节必须紧凑，出场人物也不能太多。如把晋灵公杀赵盾和晋景公灭赵氏全家安排成一个事件。（二）程婴变成了蒙赵朔优待的草泽医人，而公孙杵臼成了罢职归农的中大夫。
（三）庄姬夫人是自杀死的，赵孤成了真正的孤儿，观众对赵孤自然也寄托了更大的同情。（四）韩厥由大权在握的卿变成了屠岸贾的部下，他同情赵氏遭遇，为让程婴走的放心，索性抹脖子死了（死人是不会走漏风声的）。韩厥在《史记》版中是存赵复仇的关键人物，是三家分晋后韩国的祖先，现在不仅身份降低，而且完全成了配角。相反，程婴成了决定命运的人物。
小人物担大任，这是宋以来贵族势力消亡，平民知识分子崛起的写照。这种趋势背后的技术发明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始于唐，其后知识随书籍的传播更加容易，学问不再被世家大族垄断。最早的雕版书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的金刚经。中国传统的典籍，经史等自五代起才逐渐开刻，这个要晚于宗教典籍的开刻。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导致大量民间藏书家的出现，多的可达四万卷（王钦若），学术之普及可见一斑。
宋初学问凋零，有心向学的人还要跑到和尚庙里去苦读。表面看和中世纪西方经典保存于修道院略同。但逐渐地，宋的读书人就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变，转而关注“世运”，转向儒家，书院开始流行。宋代是学术爆炸时期，按宋史艺文志，宋集部超战国迄唐之集部，增两倍有余。中国文教的传统到宋时发展到极致。学术不再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
钱穆分析宋明学术的兴起，说此时（贵族衰亡之后）需要有一股新力量，上能监督政府，下能援助民众。内藤湖南则说：“像宋代这样的弱国，在内部思想方面进行整顿是必要的。”宋儒对政治的态度，按钱穆的说法是“宁可牺牲机缘，绝不肯降低理论”。他们对在野传播学术的兴趣要浓于在朝的革新政治。宋以及后来明的儒家类似先秦诸子，学问摆脱政治获得相当的独立性。
先秦诸子游说诸侯，学问是政治的中道，宋明儒热心讲学的目的则是开发民智，培育人才，最终仍是革新政治，实现政治理想，即托古的“三代之治”。（五）强调了屠岸贾的暗黑手段，为了捉住赵孤，屠岸贾威胁要将晋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统统抓来，尽行杀戮。（六）《史记》中没说那个调包替死的婴儿是谁家的，元杂剧里明言是程婴的，当然程婴是主动要让自己的小孩去替赵孤死的。
平民知识分子为复赵（大义），不惜牺牲私利，这正是那个时代“士”的特点。（七）公孙杵臼和程婴争着要死，最后程婴被说服了，因为公孙杵臼太老了，很可能等不到赵孤长大就先挂了。《史记》版程婴与公孙杵臼更象是兄弟，而元杂剧版则是一老一小的关系，老大夫忠良死节，庶民知识分子忠义无私。（八）程婴以救自家婴儿的理由举报公孙杵臼窝藏赵孤。
这段确实很悲，程婴亲眼目睹屠岸贾杀自己的亲儿，国仇家恨啊。（九）元杂剧中安排了认贼作父这一情节。认义子这事儿，不是程婴主动，而是屠岸贾主动，按他所说：“程婴，你是我心腹之人，不如只在我家中做个门客，抬举你那孩儿成人长大，在你跟前习文，送在我跟前演武。我也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就将你的孩儿与我做个义儿。我偌大年纪了，后来我的官位，也等你的孩儿讨个应袭。
你意下如何？”这就由不得程婴了。认义子这段后人多看着突兀，逻辑不通，但在当时则未必。南宋-元年间，赵氏显然影射赵宋，而屠岸贾则影射篡灭赵宋，野蛮滥杀的蒙古人，按草原游牧民族的习俗，收义子是很常见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最著名的是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与他的十三义子，所谓十三太保（《新五代史》义儿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