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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元以宽失天下"的说法？
“元以宽失天下”的说法，在明初君臣中实际上是一个共识，上至朱元璋，下至刘基、宋濂、叶子奇，都对元朝的政治“宽”有表述。其实对于元朝历史，由于本身原始资料就有限，所以大众化的通俗说史的传播，往往不太摸这一块，普通人对于元史的了解，就一些名词解释，比如说四等人制、八月十五杀鞑子之类的，对了，还有杜撰出来的初夜权、杀头胎。
极端民族主义勃兴是一个背景，这个谁也扭转不了，各种这个粉那个粉的，你逆着说，他还要骂你，所以，只能简单科普一二了。明初人所谓的“宽”，既有“宽纵”的意思，也有“宽厚”的意思，这是非常正常的。首先，元朝确实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在它的政权体系里，就像八旗在清朝的政权体系里，是有一定的特权身份的。但是，举个例子，嘉庆年间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竟然有四品旗人官员参与，闹得嘉庆大为光火，审讯后得知，这位旗人官员家境贫困，以至于家人没有衣裳出门，天理教的头头林清给了他几百两银子还债，后来还承诺他打下江山，给他提拔成二品官，他就干了。
所谓“特权”，并不意味着一个集团内部就没有三六九等，随着元朝的立国稳固，其上层以“根脚”（也就是家族家资）为基础，有一群二十几岁就能当上一二品高官的勋贵之后，同样也有需要卖儿卖女的底层蒙古人。“特权”最终的落实，往往只惠及集团的最上层，而非整体普惠，那也是不可能的，哪怕今天也不可能。其次，元朝的“四等人”，并非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制度，更确切地说，是四种人、四圈人，比如地方任官上，明文规定蒙古人任达鲁花赤、汉人任总管、色目人任同知，在品级地位上，总管比同知还要高。
这是四等人本身并不是严格分等的一个旁证。事实上，元朝的统治本身有着强烈的游牧帝国特征，采取的是以族群，或者说集团为单位的“因俗而治”，也就是说，元朝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各个集团自身的传统，而不是以“等”为基础来看待人。元代户籍制度的特点是“诸色户计”，分类方式可以依照职业：例如民户、儒户、军户、站户、匠户、僧、道等；也可以依照民族：如蒙古户、畏兀儿户、回回户等。
比如色目人，细化为集团就有二十多种，比如唐兀、 乃蛮、 汪古、 回回、 畏兀儿、 康里、 钦察、阿速、哈剌鲁、 吐蕃等等。在户籍上已注明的民族或部族名中，并未见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个简单划分。基本上，元代户籍分类方式以区分外来户(侨寓户、北人户) 和土著户为主。而部族划分最重要的作用，其实也是“因俗而治”，因为不同部族的“赋税、劳役”传统完全不同，比如元初在灭南宋后，在其地继续实行两税法，在金朝故地则采用分封 流官收税的“五户丝”制。
当集团之间，比如汪古人和南人（原南宋统治区居民）发生争讼，就采取“约会”的裁判制度，在解决统属机关或习惯相异的集团（职业户、民族或宗教） 间发生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由各个集团的头目或长官合同协议裁决。第三，元朝的“宽”作用在谁身上了？看了上面的这些叙述，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轮廓了，元朝在他的统治区内，采取的是间接统治，即与“大族”、“头目”合作的管理方式。
这种合作不仅仅限于蒙古人、色目人，同样施加于汉人和南人。而其“宽厚”则可以从几次减免赋税来看出来，也可以从元朝大量减少的“死刑案件”看出来，这种统治模式，是非直接化的，即不再直接干预到每一个国民的人身之上。然而，这种管理方式最容易将社会中的“贫富矛盾”与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挂钩，即将所有的生存危机，全部指向帝国的体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