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使聂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汉书·韩安国传》似乎聂翁壹甫一到来,就说动了单于南侵,这可能吗?其四,为了确保聂翁壹诱骗军臣单于的间谍计划有更高的成功率,对他的派遣是秘密进行的,《史记》所谓“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者是也。如果在聂翁壹出发前,整个计划就已经在廷议中公开讨论过了,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另外,韩安国在廷议时说“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可见廷议当时,韩安国仍以为孝武帝的计划是要派遣军队深入敌境,至于别的作战方案,他明说自己并不知情。
这更证明了孝武帝和王恢派遣间谍聂翁壹渗入匈奴是背着朝廷公卿进行的暗箱操作。其主要目的除了诱骗匈奴主力南下以外,也是要设法通过间谍拿到匈奴首先破坏和亲的“罪证”。等“罪证”到手,韩安国再次在廷议上反对开战的时候,王恢就把它当做一张王牌打了出来:是匈奴首先违背和亲之约,起了偷袭马邑的歹念!这对韩安国等主和派大臣们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他们只能表示屈服。
这样一来,马邑之谋的作战计划便顺利地摆上了孝武帝的龙案。虽然马邑之谋经过了这许多艰难曲折,最终成形了,但从这份作战计划的内容上,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孝武帝与主和派大臣的相互妥协——在皇帝废止和亲、心意已决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地避免外线决战,而把战场设定在汉朝境内,已是主和派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战争风险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在战役开启的时候,主和派的领袖、御史大夫韩安国将以监军(即护军将军)的身份亲临战场。在孝武帝40余年征伐匈奴的历史上,由外朝重臣参与战役指挥,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但韩安国这一次来,很可能不是为了力挺孝武帝,而是怀抱狐疑,想亲眼瞧瞧皇帝究竟能在马邑取得多大战果——外朝重臣对征伐匈奴的战略决策始终心怀抵触似乎是此后孝武帝将一直面临的尴尬,不但现任御史大夫韩安国,公元前124年封侯拜相的公孙弘也同样是孝武帝对外扩张政策的坚决反对者——顶着主和派的巨大压力开战,孝武帝本来指望王恢等四路汉军能在马邑给他长长脸,结果却让他颜面扫地。
战役失败后,恼羞成怒的孝武帝将罪责统统归结到了王恢的身上。他说:“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史记·韩长孺列传》王恢的确是马邑之谋最初的策划者,可是他在本次战役行动中担负的具体任务是:一旦开战后匈奴主力被汉军滞留在马邑,王恢将从邻近的代郡出兵,截取匈奴的后路辎重。
这个沙盘上的战役推演最终没能转化为战场上的实际形势。实际的战场形势是:匈奴军臣单于率军挺进到距离马邑百里之外的地方就起了疑心,因为他的军队沿途掳掠,只见到遍野的牲畜,却没有看到哪怕一个放牧的百姓。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匈奴人攻下了一座汉朝的烽火台,俘虏了武州尉史,从他嘴里撬出了汉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大吃一惊的军臣单于赶紧北撤,迅速脱离了汉军的伏击圈。
埋伏在马邑周围的汉军主力根本没能和匈奴人交上手,孝武帝该不会不知道,以王恢属下的区区3万偏师径去拦截全身而退的十几万匈奴骑兵将会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但他仍将按兵不动斥为王恢的罪过。这与其说是孝武帝对战争的想象太过天真,毋宁说是强大的压力催生出了他的一丝侥幸心理——战果能有一点儿就算一点儿。王恢要是一无所获,皇帝就得向天下人谢罪了!“谢天下”是一句多么沉重的话啊,想当年,孝武帝刘彻的父亲孝景帝刘启也曾迫不得已做出了类似的表态:“顾诚如何,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史记·吴王濞列传》公元前154年,在窦婴、袁盎等功臣武将的强势逼迫下,急于平定七国之乱的孝景帝无奈地抛弃了主持削藩的晁错,以智囊的那颗人头向功臣武将们谢罪。
而如今,孝武帝也走到了与父亲同样尴尬的地步:匈奴全身而退,不杀了王恢,怎么向反对开战的主和派大臣交代呢?从根本上说,马邑之谋的失败并不是武州尉史的偶然被俘所导致的,这段战史让我想起了二战名将埃尔文·曼斯坦因的一句名言:在这个时代还抄袭前人的老文章,那只能是我们的悲哀!曼斯坦因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要讽刺的是制定1940年对法作战计划的德军统帅部的参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