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角”，《国语.周语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韦昭《注》：“辰角，大辰苍龙之角。角，星名。这也是所谓“辰龙”之来源。如“亢”，《尔雅.释鸟》郭璞《注》：“亢即咽。”等等，限于篇幅，不多赘引。由此可知，甲骨文及以后汉字中的“龙”，所摹写的，不是现实中的某一种动物，而是古人夜观天象，根据星宿，想象出来的“神兽”。
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曰：“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西首而东尾。”（汉瓦拓四象）在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以蚌壳塑列的形象图。居中的是“北斗”，左右为龙、虎，即后来所说的“青龙”“白虎”。此时，南“朱雀”北“玄武”大概还没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总结。
中国的先民，认识世界的重要对象是日月星辰。这既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观象授时”所需要。居于地球北半球的中国先民，很自然地望向了天空的北方。于是，首先注意到了“北极”，即北部中央天域的“北斗”。然后，又认识了日月升落的东西方的“龙”“虎”。（北斗）在公元前四千纪的时候，“龙”“虎”二星官，恰好处于“二分”，即“秋分”“春分” 点上。
这“二点”，是春耕秋收的时令，远比后来的“二至”即夏至、东至更为重要。这是“青龙”“白虎”比“朱雀”“玄武”更早被认知的重要原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二十八宿系统，是中国上古天文观测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二分二至”时空统一体系的准确建立。但此时，这一成果也走下天空，与地上和人间的许多区域、地理、人文、生产、政治，甚至谶纬结合在了一起。
（汉画黄龙）其中，关于“龙”的各种说法，不仅日益增多，而且与王权结合在了一起——帝王成了真龙天子，从黄帝开始就能够驭龙升天；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皆“乘雨龙”；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等。这也恰好证明，龙本生活于天上。这些，从先秦古籍开始，即不绝于书。汉代，则到达顶峰。有人说，龙的形象定型于宋代，这大约不对。
汉之前，已将龙分为四种——有鳞称蛟龙；有翼称应龙；有角称虬龙；无角称螭龙。汉代王符《潜夫论》说，龙“头似蛇、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其背有八十一鳞、口旁有胡须、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自此，龙的基本特征——巨口、有角、鳞身、四足、有爪，就形成了。
后世虽有变化，但均未脱出以上诸特色。（汉画应龙）尽管帝王们死劲想垄断“龙”，但实际上“龙”已经深入民众人心，因为“星宿”和气象不可能被王侯将相垄断。后来，“龙”的图腾意义逐渐淡化了，但文化和信念却长久流传了下来。汉代，即已有“四灵”之说，“龙”居其中。“龙”，在文化传承中，不只归于帝王所有了，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符号。
明朝靖难之役,朱棣历史上到底是怎么反败为胜的？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历经十六次大的会战，其中，朱棣方胜十二次，败四次。整体而言，靖难之役分为两个阶段，题主所说的反败为胜的转折点，或者说表面上的原因，应该发生在第一阶段北方平原战场结束，朱棣转而开辟南方战场的节点上，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北方平原战场的所谓“败”，倒不如说是朱棣方进入战略休整阶段，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打破了这份暂时的宁静。
1、建文帝方的胜利，是召回纨绔子弟曹国公李景隆的后果。召回了只会被朱棣牵着鼻子走的李景隆，赋予盛庸以全权指挥之权是建文帝方在靖难之役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正确决策之一。而且，迅速见效了。建文二年十二月，斩燕军头号战将张玉，大败燕军于山东聊城。建文三年三月，大败燕军于保定夹河，朱棣亲自带着十几个人断后，居然成功掩护大军逃脱。
原因只有一个，盛庸不敢杀，因为建文帝说了，别让朕背负上杀叔的坏名声！泰林说趣史个人认为，建文帝的意思是把朱棣在北方就地解决了算了，别跑到应天府来让我亲自对付他。但，显然，建文帝的所有将领，都不是这么想的。2、夹河战役的第二天，建文帝的好运气，已经没有了。第二天，刮东北风，盛庸军正好在西南，风沙大作，老天帮朱棣的忙，盛庸军大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