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后人，也不应该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或受意识形态影响，去无端的批评那个时代。士族专兵与流民帅——郗氏家族崛起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是因为皇权不振，二是由于东晋是流亡朝廷，自己在南方根基不稳，也无法控制大量北方流民，这些流民很容易就会被士族控制。可以想见，东晋初立，危机四伏，各大有实力的士族完全有取而代之的实力。
王敦叛乱就是一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力挽狂澜作用的，是郗鉴。明帝时，东晋的兵力状况十分困难。据田先生考证，“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当时，统帅流民者多为熟悉流民情况，作战经验丰富的流民帅，他们大多数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历史。他们所统的武装力量长期相随，带有私兵性质。
郗鉴本人就是流民帅之一。面对王敦叛乱，郗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那就是与东晋朝廷合作。作为流民帅的代表，太宁二年（324年），郗鉴与明帝密谋用流民帅的力量以对抗王敦。然而，流民是东晋唯一可用的兵力，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因此，东晋朝廷一般按照“流民帅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将军之号，划分大致的地盘，羁縻于长江之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
对于已经到达或者将要到达长江的流民帅，东晋往往以军事理由促其北返。”个人认为，这种作法短期有利，而长期贻害。它虽然减轻了流民军队对东晋的威胁，但另一方面，也给了流民帅极大的自我发展空间，造成这些流民始终不能为朝廷所用。朝廷无兵，自然也就必须仰赖于士族，此后的淝水之战也是如此。不过，这只是我们后来者的分析，如果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
郗鉴在平定王敦之乱中有功，更重要的是，他以徐州刺史之位据有京口，不断经营之下，使得京口成为一大重镇。田先生概况京口的作用，主要有三点：即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如此，郗氏成为琅琊王氏之后又一大影响东晋政局的家族。郗氏之兴，力量的基础是流民。郗鉴的此后的活动，也处处以流民为中心来展开。而他不求竞逐，谦退自处，与东晋朝廷合作的态度，是东晋王朝能够度过早期困境，安稳发展的一大关键。
门阀士族与东晋朝廷，本来就是合作共生，而不是对立的，这一时代“共天下”出现的合理性，也正在于此。借助对外作战而兴起——庾氏、桓氏与谢氏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田余庆认为，“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样士族与皇权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平衡。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一家独大、左右政局的局面。如琅琊王氏、高平郗氏的出现，是因为王朝初立，根基不稳，特定的背景下需要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一旦东晋站稳了脚跟，这样因时势而兴的家族便没落下去了。此后兴起的家族，多是借助对外作战，掌握军队和军事重镇而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颍川庾氏。庾亮兄弟辈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经营北伐。
庾氏经营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并牢固掌握襄阳。庾亮、庾翼相继以北伐为名，终于把襄阳区域的桓宣势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据领域之大，声势之显，是前此王敦、陶侃诸人所不能及的。在东晋历史上，北伐本来是正义的口号，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在祖逖之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
他们倡言北伐，多是为了凭借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又如谯国桓氏。实际上桓氏所走的道路同庾氏相似，桓氏正是以庾氏在长江上游经营的的成果为基业兴起的。田余庆认为，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司马昱、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而“上游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局面，拥有荆、梁等八州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
这两方相争，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而桓温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多次北伐的胜利，凭借功勋和声望，控制了权力中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至于陈郡谢氏。桓温死后，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廷需要文武良将的机会，举兄谢奕之子谢玄为兖州刺史。
太元四年六月，君川之捷以后，谢玄又兼王蕴所领徐州，徐、兖复为一镇。谢玄的北府兵就是在这里组建的，有了这支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此后，在决定东晋生死存亡的淝水之战，谢氏的军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这时，谢氏家族的势力达到顶点。纵观这几大家族，都因对外战争获胜而使得势力达到鼎盛，又皆因战争结束而失去作用，后因战争失败而没落。
东晋王朝在结束了早期的重重困难之后，抵御外敌成了王朝的主要任务。因而谁掌握了北伐的旗帜，谁就掌握了整个政局。但以战争为凭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战争总有短暂的结束，并且也总有战败的时候，所以以战争兴、自然也容易因战争而亡。依赖皇权扶植而兴起——太原王氏淝水之战，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战后，原本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北方陷入混乱割据，再无暇南顾，而南方的东晋政权压力骤减，再也无需时时担心北方的入侵。
而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门阀士族来说，并不算一个好消息。东晋政府之所以始终仰赖于门阀士族，皆因士族掌握着军队，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而现在东晋政权不再需要担心北方的入侵，也就意味着再没有一个家族可以凭借对外战争而左右政局了。值此背景，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此时的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以及足够强势的人物，所以只能依附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
“我们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但是在这一时期，不仅士族没落了，皇族也并没有出现足够出类拔萃的人物。十余年瞬息变化的政局中，不论是皇帝、相王，或是权臣、藩镇、士族，没有一个人得以成为时局的重心。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破坏了，而皇权政治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失去了北方的威胁，整个东晋竟也很快腐朽没落下去。最终，他们反而被出身次等士族的刘裕所灭。总结魏晋士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为何在之前、亦或之后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未能出现类似与此的阶层呢？我在此做一点个人的分析。先说秦以前，当时国家并不算统一，各诸侯封疆裂土，战乱纷纷。而门阀士族的出现恰恰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域和政治环境，可以说那时并没有合适的土壤使之生存。
到秦代，重法轻儒，重实轻虚，没有文化氛围，也就没有养料。士人难以靠家学文化以达显贵，更不可能代代相传，成为望族。而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稳定的政治环境有了，儒学地位提升，文化氛围也有了。更重要的是，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还没有那么严密无论是西汉初年的分封，或是东汉州牧的掌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都称不上强力。
这样就给了地方士族发展的空间。他们大多凭借与地方长官的合作，渗入政治权力内部，代代相因，形成大族。到魏晋，随着皇权的急剧衰落，士族的地位便达到了最高点，皇权必须依赖于门阀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魏晋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依然存在，但给士族发展的空间却变得狭窄了。首先是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
此前不断出现的分封现象，几乎绝迹。地方长官再也无法掌控军政大权，处处受到中央控制，宋、明以后尤其如此。至于唐末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出现，虽然地方权力甚大，但大多数是武人当政，对文化的破坏极大，士族自然也难以生存。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出现。这使得门阀士族垄断政治权力的现象不复存在，这一点在宋代以后更为明显，社会上无论何种阶层，都可靠科举以达显贵。
虽然士族凭借着家学优势，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但毕竟不像从前那般地位不可撼动了。因而，魏晋以后，虽然土壤和养料都很充足，但栽培者也加强了自己的控制，不再任由它生长，同时各个阶层都获得了生长壮大的机会，也挤压了它的生存空间。如魏晋那般可以和天子“共天下”的士族，也就不能重现了。田余庆总结：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