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主要建议是：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应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这一建议。此外，汉武帝还采纳丞相卫绾的建议，罢黜了一批不研究儒学而研究其他学说的士子们的贤良资格，如对于研究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学说的人，都不能再是贤良了。后来，若不研究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也被一律罢黜了。
其实，这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张旗鼓地把“黄老之学”排除于官学之外，借此来打击朝中青睐于道家学说的老臣们。与此相应，汉武帝开始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进入朝中任高官，比如，他将儒生公孙弘提拔至丞相的位置上，这在汉朝之前的朝廷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此外，汉武帝还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有五十人被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
显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统治策略，这一策略分六个阶段推行，包括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不难看出，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是一整套“三位一体”的系统政治措施：一是在思想意识上抑制“黄老之学”，推崇儒家学说；二是吸收儒生入朝为官，为专制王朝的建设筹备人才；三是重用年轻儒生，逐步淘汰有保守观念的老臣，摆脱老资格的大臣对皇帝决策的干预。
通过这一措施，汉武帝能摆脱老资格权臣和德高望重的宗室长辈的钳制，朝纲独断，强化皇权专制。第三，通过建立中朝，削弱外庭公卿大夫的权力，强权皇权专制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摆脱丞相等外朝大臣的牵制。汉武帝是汉朝第七位皇帝，在他之前，如惠帝、文帝、景帝时期，有一个传统，即大多由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来担任丞相，可是，这一传统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已经不适应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老臣们观念仍然停留在文景时期的“无为”策略上；另一个原因是老臣们倚老卖老，总是看不惯汉武帝的改革方略。所以，这便造成了丞相与汉武帝的诸多摩擦，造成了相权与皇权矛盾的激化。在武帝统治时期，当丞相是非常危险的，经常轻则被贬被撤职，重则被流放被处死，所以，当时武帝朝很多大臣都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当心他们难保性命。
在汉武帝看来，丞相屡屡对他的政令不配合甚至极力反对，对此他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为了让自己的政令畅通无阻，他索性使出了一个新招，即另设了一个新的机构——“中朝”，让尚书台发挥重要作用。“中朝”是对应于“外朝”说的，其实也就是内朝，用以抑制外庭。中朝的人员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和宾客组成。这与外朝完全不一样，外朝由公卿大夫组成，而内朝是皇帝的亲信，是皇帝很容易指挥的人员。
汉武帝设立中朝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强化皇权专制，削弱相权，在汉初，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经常有丞相参与商议，丞相甚至还拥有一定的参与议政决策的权力，而中朝建立之后，皇帝对于军国大事的决策就不必再与丞相商议了；二是利用中朝中的亲信、宾客来对付外朝的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等，内朝的官员资格浅、年轻，容易管理，汉武帝利用容易管理的官员去制约不那么听话的外朝官员，达到了强化皇权的目的。
汉武帝所建立的中朝，主要由三部分官员组成：一是尚书，即由皇帝身边掌管笔札的小官提拔起来的，后来，尚书的地位提高了，有了官署、官属和具体的职司；二是近臣，包括侍中、左曹、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等，皇帝从他所亲信的九卿或其它官员、儒生中选拔他说信任的，给予他们以“侍中”“常侍”等名号，称为“加官”，这“加官”虽有衔无权，但因为有这头衔便能进出禁中，有资格参与机密大事的商议，所以，他们属于皇帝身边的人，有时皇帝会授予他们临时性权力，拿着旨意去批驳外朝大臣。
三是将军，包括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这些将军大都是皇帝的亲信，他们由皇帝任命而去指挥军队，而战事结束后，又把军权归还给皇帝。这些将军往往还有参与机密事商议的资格，以将军的身份进入决策圈。卫青等就是这样的将军。显然，中朝的设立使汉武帝实现了对于老资格朝臣特别是丞相的摆脱和控制，他利用中朝支配外朝，把丞相原来的权力收到了中朝，而中朝的官员一般是资历较浅、又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便于皇帝的控制，所以，皇帝能直接支配中朝，不会出现决策分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