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创作者创造的东西只有在观众眼里才能取得客观的现实性，所以这种挽回是通过观赏活动得到认可的。萨特更进一步指出，作家和所有其他艺术家一样，其作品成功的标志是使他的读者产生审美愉悦。创作者因为他的创作而喜悦，这种喜悦是与欣赏者的审美意识融为一体的。审美意识首先是对一项价值的辨认。这里所说的价值不是通常所说的作为本质或概念意义上的价值，在萨特那里，价值的唯一根据在于自由，人们在自已的自由中选择价值或价值标准，除此而外没有任何东西保证价值的正当性。
价值是对人的自由的要求和召唤，并且是自由的本来目的，所以萨特宣称：“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萨特认为作者向读者的自由复出召唤，把读者的自由作为他作品存在的条件；同时，作品又不应把读者拽入某种情感，产生与读者的自由疏远的梦幻般的世界。情感最终应出自读者的自由，并“以自由为永恒的根据。”对艺术作品来说，萨特主张创作者不应诉诸自由以外的东西，比如诉诸情感。
这就产生了艺术品的“纯粹提供”的性质；从读者来看，有必要驱除疏远自身自由的东西，从中解脱出来。因此为了欣赏美，“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萨特虽不主张作家诉诸情感，但并不是否定情感伴随着审美对象的创造。他认为：“人们是用感情来重新创造审美对象的。”只是情感在此是以自由为根据的。读者之所以相信书中所讲的故事是因为他在自由中承认它。
基于这种自由的承认伴随着的感情并不是被对象所支配的：“这些感情不但不吞没或掩盖我的自由，它们反而是我的自由为向自身显示而选择的各种方式。”因此，萨特主张：“阅读是一场自由的梦……任何奴役他的读者们的企图都威胁着作家的艺术本身。”他认为，作家不应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因为读者不是被动接受的奴隶。作家作为自由人不应为奴隶写作而应该为自由人写作。
为奴隶写作的人最终被别人的沉默封住了嘴。这就涉及到写作与社会的关系。萨特感到写作的自由包含在政治的自由之中：“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艺术才保有一个意义。”当民主受到威胁时，散文艺术同样也受到威胁。写作也是一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因此，作家一旦选择了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作家无可逃避，他就是处境中自由的人，对自由选择的行为负有道德的责任，他的言语和沉默都有一种份量。萨特认为：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就引出了萨特对“为谁写作”的讨论。03 为谁写作作家原则上是面向所有人的，但这只是理想状况。萨特认为，精神产品总是暗示性的，因为“语言是省略。”作者能说出的东西毕竟有限，他永远不可能说出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