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钱荒的影响，银行钱荒对我们贷款买房有影响不

上半年银行为完成贷款任务，已经突击发出去很多；加上国际热钱的撤出，导致流动性紧张。

1储蓄：多得利息

2房贷：多付利息

3股市：加息有助于挤压股市部分泡沫

对于存款准备金率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可能有人不是很清楚，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存款准备金是指银行不能将其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于发放贷款，必须保留一定的资金即存款准备金，以备客户提款的需要。为保证这笔钱不被挪用，往往有中央银行保管。那么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率指的是银行吸收的存款要按一定的比例放到人民银行，这一部分是一个风险准备金，是不能够用于发放贷款的。这个比例越高，执行的紧缩政策力度越大。 人民银行的一块钱经过几次周转后，最后形成的购买力相当于这个准备金的三倍。多交5毛钱就意味着最终在我们经济生活中形成的购买力少一块五。所以这一次人民银行提高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锁定的是1100亿资金，也就是说，它最后形成的购买力就减少将近3000亿。 存款准备金，就是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法律的规定，要求各商业银行按一定的比例将吸收的存款存入在人民银行开设的准备金账户，对商业银行利用存款发放贷款的行为进行控制。 商业银行缴存准备金的比例，就是准备金率。准备金，又分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前者是按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提取的准备金。后者是超过法定准备以外提取的准备金。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来控制自身的资产规模，从而直接决定基础货币的多少，进而影响货币供给。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或减少商业一的超额准备，来扩张或收缩信用，实现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主要作用： 1：保证商业银行等存款货币机构资金的流动性。当部分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时，中央银行就有能力对这些银行加以救助，以提供短期信贷的方式帮助其恢复流动性。 2：集中使用一部分信贷资金。这是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这一“最终贷款人”责任，也可以向金融机构提供再贴现。 3：调节货币供给总量。 举个例子，银行吸收了1000元存款，存款准备金率是10%，那么银行同期可用于投资等的最高额度是900元，100块准备金必须存在央行指定的账户上；存款准备金的作用之一是防范挤兑风险，现在被政府好好利用了一把，成了抑制投资的工具之一。 央行5月18日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同时，似乎担心利率调整带来的热钱效应，央行进一步扩大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在升值预期强烈的此时，这相当于变相升值。

早前就听说央行要对扫码支付进行限额，每日最高500元。这一部署，在今日得到了落实，央行表示：“由于静态条码易被篡改或变造，易携带木马或病毒，使用静态条码进行支付的，风险防范能力为D级，无论使用何种交易验证方式，同一客户银行或支付机构单日累计交易金额应不超过500元。”此规则自2018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除了对于消费者（支付方）规定了要求，对于收款方央行也大大提高了门槛，要求如下：

“对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免于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实体特约商户（小微商户），收单机构在遵循“了解你的客户”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审核商户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和辅助证明材料为其提供条码支付收单服务。辅助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场所租赁协议或者产权证明、集中经营场所管理方出具的证明文件等能够反映小微商户真实、合法从事商品或服务交易活动的材料。

以同一个身份证件在同一家收单机构办理的全部小微商户基于信用卡的条码支付收款金额日累计不超过1000元、月累计不超过1万元。银行、支付机构应当结合小微商户风险等级动态调整交易卡种、交易限额、结算周期等，强化对小微商户的交易监测。”

对于小微商家来说，这一政策的落实，的确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如果想要获取收款资格，首先要提交上述的各种材料。不仅如此，由于央行对于消费者静态支付的限额，留给消费者的路就变为：1.好好省着用自己500的静态支付额度（静态支付即为目前最常见的扫码支付）2.使用现金 3.使用动态支付。这样小微商家在取得资格之后，就不得不加强自己的动态支付能力，即扫码枪等设备的储备，而动态支付不仅仅包含了扫码枪，更包括背后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所需要的设备，而这再次提高了小微商家收款门槛。

对于支付宝来说，在致力推行“无现金社会”的路上没少吃苦。我们从头说起：

2015年，微信支付首次提出“88无现金日”，时间定在每年8月8日，倡导社会公众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

从公开信息来看，马云最早一次提及无现金社会，在2016年11月，当时马云在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会谈时，建议马来西亚建设无现金社会。

2017年2月28日，支付宝对外称，希望用5年时间，推动中国率先进入无现金社会。为此，蚂蚁金服发起成立了无现金联盟，并称未来两年将提供60亿元来帮助联盟成员推进无现金进程。

在蚂蚁金服开放平台上，首页的商业合作第一项即为“支付推广合作”（更加通俗的讲是“收钱码”，“收款码”，“支付红包”的业务推广），对于服务商，他们：每月返佣，营销支持，免费物料，口号是“助力万千商家加入移动支付”。

对于服务商，支付宝给出的待遇（下图是推广合作2017年5月第三版）是30/户*城市系数，根据一二三线城市的归类，支付宝规定了由高到低的城市推广系数，在北上广深，一家商家开通收钱码，服务商得到54元（这是有效商家奖励，还不包括商家流水奖励等），2017年初的推广热潮不仅让众多早期进入的服务商赚的钵满体满，也让“让万千商家加入移动支付”一步步得以实现，街头上甚至是小摊小贩都开始有自己专属的商家收款码。

在2017年8月8日无现金周前，支付宝已经开始倒数，但是无现金活动的如火如荼也引起了央行的关注，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7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央行2017年分支行行长座谈会上提出，“对社会上片面强调非现金支付的行为，要加强宣传引导和规范”。7月底，有消息爆出，央行武汉分行约谈蚂蚁金服公关部负责人，告知人民币管理相关法律制度，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在“无现金城市周”活动中去掉“无现金”字眼；二是撤掉所有含有“无现金”字眼的宣传标语；三是公开告知参与商户不得拒收人民币现金、尊重消费者支付手段的选择权。

随后即遭到央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辟谣，表示“从未对各分支行下发过这样的书面通知。对于市场推广行为不做干涉，但不应有不收现金的行为。”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不论是武汉分行的约谈还是舆论的压力，在此后的“无现金周”支付宝悄悄改成了“黄金周”。

回到现在的限额政策，最大影响的可能是小微商家们，而这一部分小微商家（各种便利店，各种餐馆，各种菜市场，小摊小贩）就是支付宝过去豪掷60亿元的重点推广对象。（小编注：流年不利，最近余额宝也被限额了，听说很多人每天定了9点的闹钟，抢余额宝的额度，捂脸）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损失的又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院董希淼表示：“主流支付机构，条码支付95%以上都在500块以下，2017年上半年主流支付机构条码支付平均支付金额为108元。对于实际的使用，无论是商户或者是个人都不会带来实际的影响。”

如果我想成为一名歌手，有人跟我说你有95%的几率会失败，因为你唱得太难听了，我禁止你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人梦想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也许这个比喻会有人说是牵强附会，但是你有些权利，可能你一辈子都用不到，但是至少你还拥有，至少你有的选择。

所以说对于普通消费者本身来说，损失的到底是什么？是我现在可能暂时用不到，但是不想被剥夺的权利。

央行的选择引发加密货币上的几点思考

从很多创新的事上，央行的态度一直都是”鼓励创新，防范风险”，但是这句话其实是很模糊的，“鼓励”和“防范”的力度到底是什么以及是什么方面，这些都不得而知，所以这句话似乎是万金油，无论在哪种场景之下，都是很好的润滑剂。心里可能琢磨着不同的事的人，听着都洋洋得意。

不论“无现金社会”的推进是支付宝一意孤行还是有央行的保驾护航或从中作梗，同样有很多人对“无现金社会”表现出各种担忧。

1.“无现金社会”让穷者更穷？

无现金社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要有银行账号，需要银行卡，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目前没有银行账号，没有被所谓的金融服务所覆盖。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无现金社会似乎是残酷的，甚至被沦为“弃民”。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区块链为底层的数字货币也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预计到2020年，世上60亿居民都将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因而对于没有金融基础设施的人群来说，电子支付也将得以实现，而将数字货币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爱沙尼亚这个效果显然走在世界前列。从1991年到2018年，数字王国爱沙尼亚的进击：让国家再无边界

2.“数据寡头”和用户数据画像的形成

近几年，随着金融业与大数据深度融合，数据资源成为各方竞相追逐的金矿。2017年6月，快递行业“菜鸟”和“顺丰”冲突的实质，即为数据资源凸显背景下的数据争夺战，“菜鸟”认为出于安全的考虑，需要“顺丰”提供多种数据，而“顺丰”则认为这些数据超出了服务范围，属于“用户隐私数据”，从“谁动了谁的奶酪”之争到实质掐架，都是数据主权作祟。

支付机构巨头掌握了你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喜欢玩什么，一般花多少钱，收入是多等等，每年支付宝也会给出一份整年的消费清单甚至分析报告。汇聚了大量金融数据的巨头成为“数据寡头”，每个人在他们的数据库中均有一套精准到可怕的数据画像。

马云说：“大数据让预判和计划成为可能。”说不上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从生活便利角度来说，也许是好处，但从个人隐私而言，总有中被侵犯了的感觉，但是你不得而为之，为了生活中的某些便利而放弃某些权力。

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有没有可能在建立数据画像的同时又不缓存这些数据呢？也许区块链可能提供了解决方案，在去中心化的基础上，让数据不再沉淀在某个中心数据库中，让每个人做自己数据的主人，并从中获利。

3.“无现金社会”=“老无所依”的社会？

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居民为2.4亿，占全国人口17%。“无现金社会”正如支付宝所宣传的那样，无必要拘泥于字面的意思，而是“让更多的人使用移动支付”。不是一棒子打死，不再有现金了，正如电子阅读一样，书本也从未消失。而且无现金社会的推进绝对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逐渐更迭的过程，当真正到了那天，当年在鼓吹无现金的年轻人可能也已成为了老人。（另外绝不要低估老人及农村的科技普及水平，小编过年回农村的时候，买菜阿姨都挂着支付宝二维码。）

对于构建“无现金社会”，笔者认为区块链有着无限的潜力，而这一点马爸爸的话可能更有说服力，他表示：“对于比特币，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想知道的是，比特币可以给社会带来什么？但话说回来，我自己认为比特币技术功能非常强大，所以在阿里巴巴，alipay中，我们也正在试图确保，我们将推动世界进入一个，无现金社会的社会。”

文章来源： 克念｜近代史论语（ID: history-lunyu）

中国的改开，始于百五年前的1860年代。在三十年奋斗崛起之后登顶为亚洲第一，然后却被接连打击，乃怆然崩溃，也不过十余年。

中国最优秀的文史月刊《同舟共进》来约稿，对于晚清改开（即洋务运动）这个专题，我自告奋勇地选择了“金融困局”这一表述端口。目前来看，写得不错。

金融是国计民生的命脉，也涉及到政治伦理和建构和国家价值的取向。金融腐败落后，一个国家就还没真正的强大雍容，也就会像泥足巨人，一推就倒，徒留历史笑柄耳。

股灾＋商战，1883，中国的这场“双核”金融风暴，在事实上结束了洋务运动。历史，总会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间段，显示出其笑匠般的魔力和鬼魅般的狰狞。

九千字长文，希望你喜欢。

西元1872，在中国史上为清朝同治十一年。对于清廷而言，本年有两件大事值得记录：一件是喜事，皇帝载淳在10月15日迎娶了已于前一天册立为皇后的阿鲁特氏，她是蒙古正蓝旗人，慈安太后的姑表外甥女；

另一件则是丧事，3月12日，“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办、江南制造总局督办”曾国藩去世，近代史上最为坚忍泼辣的军政集团——湘军系统，终究没有一位代表人物能够进入朝廷中枢。

这两件事有着十足的指标意义。就喜事来说，慈禧的儿子以慈安的亲戚为妻，象征着两位曾并肩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团结融洽，当然也意味着整个满洲贵族统治阶层的合衷与共；就丧事来讲，那些为朝廷敉平太平军、捻军的所谓“中兴名臣”中，资望、名位、功勋，曾国藩远迈同侪，他一去世，真正能威胁到朝廷统治的汉族大臣，就一个都没有了。

如此，清廷反而在内外都消弭了猜忌争斗，倒也能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继续朝着“自强”的既定政策奋进。

但从后世看来，本年还有三件大事非常重要。直至百年以后，阅读近代史的人们早就忽略了同治帝大婚和曾国藩去世的具体时间，但却牢牢记住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国资企业、现代传媒，都在这一年发端。

——就在今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开设继昌隆缫丝厂，为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企业；而名为官商合办实则官府控制的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清政府经营的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也是在今年，《申报》创刊，开启了其近八十年的记录中国的伟大历程。

然而，1872年还有两件大事——那就是外资银行开始操控中国金融市场，和清廷实施“留美幼童”计划——既没被当时所注重，也没被后世所研究，却在暗中长久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创办《申报》：背后的金融因缘

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刚来上海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在十余年后创办一份中文报纸。他从事的是茶叶棉布生意，也就是将中国的茶叶贩运到欧洲，再将英国的布匹贩运到上海。

当时中国经商的洋人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保护下，于上海的贸易是公平而高效的，但美查的生意却波折重重。这当然也是彼时在华所有洋商的困境，那就是同中国本土资本相融接的过程中，外来金融体系还需要长久的调适和纠偏。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断绝了对于伦敦市场的美棉供应，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于是印度和中国的棉花成为了抢手货，在华的洋商和洋行，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可以料到的是，迨四年后南北战争结束，棉价应声回落，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上海洋行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

更有甚者，在上海的外资银行也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洋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也需要经汇票交易，使得上海外资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额高达百万元计，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18%—36%之间。到美国内战结束，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崩盘，最严重的还是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三卷就提到了这一金融惨状：“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在提到伦敦最大的投机公司因亏蚀近两千万英镑而倒闭后，马克思接着说道：“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

上海于此同时出现了开埠二十年来第一次金融风潮，许多老牌洋行倒闭，连怡和洋行也“大有不堪之势”。在银行方面，半数因欠债而闭歇。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大部分从苏南各地逃亡到上海的乡绅地主陆续还乡，租界的地价房价大幅度回落，也给外国投资商造成巨大损失。

经此一役，上海的外资银行和洋行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自己既不参与，也不把资金放给华商参与。

到1871年，受普法战争影响，中国销往欧洲的丝茶跌幅巨大；在国内，长江中游爆发前所未有的洪灾，商路断绝，人民困顿，既无法也无力购买洋货。由此造成的进出口贸易萎缩和银根收紧，外商非常理解。（也正是因为生意萎缩，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才不得不退出茶叶棉布市场，于次年创办《申报》。）但在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令他们猝不及防。

在近年底的时候，中国盐政管理当局要求扬州盐商立即补缴承运食盐保证金，迫使以贩卖淮盐为业的千名盐商急忙通过汇兑，由上海外资银行支付了三百万两现银。其结果自然是上海金融市场银根极为吃紧。这件事使得外资银行对于中国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影响经济、财政、金融的能力，印象深刻。

然而，也是在1871年，受到国内工农业普遍向好的鼓励，中国商人扩大了洋货的进口。但外资银行显然并不乐观，在第二年大幅度抑制了向华商的拆借，存现银九十万两，就是不肯放出。

在外资银行看来，1871年中国外贸结果是净进口值三百万两，失去了进出口平衡，因此1872年宁可“银根紧张的压力在中国商人面前成为一种恐慌”，也不愿因投机而产生重大损失。

金融运作原本就是逻辑闭合的有机体，外商既在市场中，那么他们有再大的宏愿，也只能用市场规律解决。由于中国的进口商得不到外资银行的资金挹注，只能拍卖汇票渡过难关。如此，造成汇率降低，使得出口商反而有着充裕的资金吸纳中国农产品以贩运海外。由此，1872年中国在二次鸦片战争后首次实现了贸易顺差，且出超额竟然达八百万两之巨。

由外资银行的紧缩银根，反而造成了中国的外贸出超，这是1872年发生的金融界大事，却不为人重视。即使在当时，也仅仅引起了英文媒体《字林西报》的注意。在解释为什么“外国银行扣住现款不放”的时候，这份报纸冷静地分析道：

“中国钱庄由于对货物进行押放，把自己的资金挤得一干二净。而这些货物却正是同一市场的另一方（指外商）把现款扣住要买而还未买的货物。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资金本可以来周转出口贸易的。”

所以问题来了，“由于通过中国钱庄所进行的放款，难以保证准时收回，这就使得这样一个过程在目前不能不具有危险性。”这份报纸最后说出了外资银行的心声：“如果有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外国金融组织来占领这个阵地（指上海金融市场），情况就会大为改善。”

这个“外国金融组织”已经诞生了，那就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当时虽然还仅仅只有八岁，并不“强大而有力”，但只要再经过几年的磨练，就将成为控制上海金融界的王者。

汇丰银行的买办：从钱庄到政府

清康熙廿三年（1684），清廷开放海禁，并改变了元明二代北洋航线只许官船官运的规定，允许商船商运。北洋航线的北端，由天津上延至营口，同辽河联运。如此，由沙船（“防沙平底木帆船”的简称）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关东豆麦，不下千余万担”。而由上海运往辽东、京津，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杂以丝茶糖。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前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实缘（松江）布市”。

江南的沙船业到嘉道年间臻于极盛，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正因如此，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

一般的操作惯例是这样的：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在上海备齐货物（如棉布、丝茶等），前往南北洋销售。往北地去的沙船，运回大豆、食油，往闽粤去的沙船，则运回木材。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若沙船平安归来，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则钱庄血本无归，很可能就此破产。

到嘉庆初年，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性格，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大胆冒险，投机为主。

上海开埠后，随着洋商而涌入的，一部分是广东人，他们之前便是洋行买办；另一部分则是福建人，他们多是南洋航线沙船上的海员。

1853年，借着太平军东来的大潮，小刀会的福建人和洪门的广东人联合起义，攻占上海县城。这让租界管理者和上海地方当局于起义失败后大规模驱逐闽粤人士。于是，苏州、镇江、宁波、绍兴的财经界精英就逐渐取代其地位，成了上海洋行和外资银行的新任买办。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首任买办便是浙江余姚人王槐山，钱庄伙计出身。据说他“利用汇丰牌子做洋厘生意。在汇丰全日收解中了解到全市现银存底，从而买进卖出，稳操胜算。前后仅六年，就赚得白银八十万两”云云。其继任者，是苏州洞庭东山的席正甫。

席氏生于商贸世家，其父、兄、母舅都是钱庄业者，他跟后二者进入上海租界闯世界之初，也是钱庄伙计。正是他的助力，将汇丰银行带进了亚洲第一银行的地位。

汇丰银行创立于1865年，前十年发展得并不理想。尤其是1872年，汇丰银行参与了外商对华商的金融杯葛，先是不愿放款，拆息行市虚高，最后只能自动调低汇率。由于上海钱庄感觉外资银行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求必应，因此对其也逐渐疏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国内土特产出口和国外工业品进口均大幅度降低，1873年进出口总额减少近七百万两。

在当年英国驻华官员的商务汇报中，无论是广州领事还是上海领事，都哀叹道：“在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的记忆里，不论在中国或在英国，贸易都从没像过去十二个月里那样下降得厉害。”

对于中国商人而言，丝茶的销量骤减使他们无法偿付年初获得的钱庄贷款，这令惯常给予钱庄短期信用贷款的外资银行分外紧张。到九月份，出口贸易没有复苏迹象，钱庄储备日益枯竭。于是外资银行下定决心同合作了十多年的上海钱庄彻底翻脸，无条件收回一切信用贷款。

秋冬连续三个月的追欠收银，使得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到1874年新春，人们发现上海的大钱庄一半以上搁浅，其中南市的划汇庄由五十家缩减为二十家，北市则由七十三家缩减为三十八家。

汇丰银行当然也受创严重，非但损耗了大量贷款，还失去了在华商中培植多年的信任感。最显然的指标是股价，原本一直升水80%，而在1874年初，竟然跌破了面值。为此，第一代买办王槐山黯然离场，将买办间的这把交椅传给了席正甫，让他重新杀出一条血路。

席无意修复同钱庄和华人出口商的关系，他知道他们投机性太重，很容易就会把银行拖进泥坑。而且中国的惯例，贷款无需抵押担保，银行在发放信用贷款时，只要有一次判断错误，就可能会万劫不复。

于是，席正甫将眼光投向了清政府。

此时的清朝经过洋务运动的生聚教训，十年时间已经渐渐恢复了国力。但无论是开办工厂还是培训子弟，都需要巨额经费。同时期的日本正在进行明治维新，靠着发行纸币才勉强度过财政危机，但此事清廷万万不敢学。

早在二十年前，也就是咸丰三年（1853）冬天，朝廷就强行发行过不兑现纸币“官票”和“宝钞”，但由于缺乏准备金，刚落地就大规模贬值，物价则飞速上涨。到1862年，纸币已成废纸，清廷不得不明令废止，咸丰朝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这场十年前的闹剧还历历在目，因此再怎么缺钱，朝廷也没人敢提再次发行纸币。如此，只能靠向外资银行谋求贷款，以解决燃眉之急。

这正是席正甫的业务方向。

借款：一场中饱私囊的盛宴

以席正甫为首的外资银行（及洋行）买办意识到，同投机性十足的中国传统钱庄比，唯有清政府才是最忠诚稳妥的客户。当时的朝政在名为同治帝、实为两宫皇太后的领导下，经恭亲王奕?具体操办，无不井井有条，颇具规模。而且总税务司也由英国人（先是李泰国后是赫德）担任，令人放心其数目之真实和操守之廉洁。

于是，在王槐山即将引咎退隐前夕，1874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同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宜的钦差大臣沈葆桢，签订了“福建台防借款”二百万两。这也是外资银行对清政府进行大型政治借款的开始。

据说这项借款的幕后主张者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因此协议的具体条款是席正甫去天津同李直接谈妥，最后请沈葆桢画押盖印而已。此行也使得李鸿章对席极为赏识，如左宗棠笼络胡雪岩一样，想将其收入幕府作为财政幕僚。席对政治毫无兴趣，婉拒了李的邀请，而两人也因此结下了终身友谊。

在汇丰银行以后几次同清政府签署的协定中，确定了后来政治借款的一些惯例，比如以关税为担保品，必须有“税务司印押，方能兑银”；以英国货币为计算单位，在借取时按汇兑实价将英镑折算成银两，归还贷款时仍按英镑汇率折算银两；设立经手人制度，若朝廷（或地方政府）不能按时还款，首先向经手人催讨。

在同左宗棠进行的西征借款中，这个经手人，就是胡雪岩。

胡的身份很复杂，对民间而言只是阜康银号的老板，但对外商和朝廷而言却是有布政使头衔的“江西候补道员”，作为左宗棠属下的“粮台总办”担任“上海采运局”的“委员”，因此胡雪岩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行政上，都是地道的清朝官员。

然而，作为经手人，他堂而皇之地收取了巨额的佣金。以1877年第四次西征借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利息是年息一分，即10%，而左宗棠向朝廷申报时，成了12%；其后又以德商洋行“包认实银”为辞，将年息加到15%（据左宗棠解释，因借款以英镑计算，考虑到汇率有涨落，今后归还时可能增累，因此加息包给德商以转嫁风险）。

事实上这家德商洋行背后还是胡雪岩。据统计，1867—1879这十多年时间内，由胡雪岩经手的对外借款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左宗棠为此要支付六百万两的利息。而这其中的一半也就是三百万两，作为外资银行支付的佣金进了胡的口袋。

胡雪岩的这种贪黩，连同样处于湘系阵营的曾纪泽都看不下去了。曾纪泽是曾国藩之子，长期担任驻外使节，有着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国际眼界，他的评论没有通常士大夫那种颟顸迂腐。就连他也对胡雪岩极为不满，在1879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他诅咒胡雪岩，说对于胡“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之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整个六七十年代，左宗棠都是国家柱石，为朝廷东征西讨，匡复旧土，确实不可取代。因此他属下的劣行朝廷虽然心知肚明，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无论中枢还是高层的清流派，对洋务派的恶感，也是一天甚似一天了。

到1880年代初期，对于朝廷的保守派来说，洋务运动近二十年来产生的问题，似乎已经同成绩一样多，中国是否还应该照这路子走下去，需要慎重地再思考。

我们刚才说过，在1872年发生了两桩既没被当时所注重，也没被后世所研究，却在暗中长久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的大事，其一是外资银行开始操控中国金融，另一件就是派遣“留美幼童”出国。而八十年代初保守思想回潮，所开刀的，第一项就是于1881年召回这些即将学有所成的孩子，不让他们进一步疏离“中国之伦常名教”。

真正惊天动地的大事则发生在两年半以后，即1884年春的“甲申易枢”。

以慈禧为主导的两宫皇太后突然罢黜一直在中枢指导全面工作和外交工作的军机处兼总理衙门负责人恭亲王奕?，并更换了全部大臣，而易之以太后领导下的，由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具体负责的内政外交体系。其中世铎掌管军机处，奕劻掌管总理衙门，奕譞则作为外朝同内廷的联络员，负实际责任。

这是保守派对洋务派的全面反扑，跟后者关系良好的清流派也被一并打到。从此，洋务运动只能在技术面蹒跚而行，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的思考，则再也没有可能。

十年后，甲申易枢时被罢黜的青年清流陈宝琛面对甲午新败，不无讽刺地写了首诗：

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

谁知绿怨红啼景，便在莺歌燕舞场。

处处凤楼劳剪彩，声声羯鼓促传觞。

可怜买尽西园醉，赢得嘉辰一断肠。

按照诗人及许多“事后诸葛亮”的判断，只要还是维持恭王班底，内有清流派辅政，外有洋务派进取，中国的富强还将又上层楼，不会因对日战争的失败乃戛然而止。然而，历史既不能假设，也无法重启。

而且，即使已经深知大势走向，但身在困局中的智者依然无能为力。

各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革新维新过程，都是金融先行。比如早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德国工业化运动，第一步就是完善金融体制，并完善公司制度。

当然，也有资本主义革命倒逼金融体系近代化，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由政商合力，营建西化的银行制度，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共同进取。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在洋务运动中的清朝发生。这似乎同政治理念或技术手段无关。就在甲申易枢之前的三个月，一场金融风暴的点燃和蔓延，彻底改变了大清帝国的金融史走向。

胡雪岩：引爆自身的金融风暴

自1866年遭遇“棉花风潮”以来，上海的外资银行就非常注意不再介入投机行为，对华商（及钱庄）的金融投机也分外警惕。不过，是银行就要放款。一般而言，以汇丰为主的外资银行在1870年代，于上海的放款额为三百万两白银。

但是整个上海滩，尤其是传统金融业总还是银根奇紧，捉襟见肘，经不得一点风浪，一旦外资银行收款，便叫苦不迭，摇摇欲坠。那么，他们这些钱哪里去了呢？

——股票。

他们用这三百万，购买了洋务运动中出现的“官督商办”国有企业在上海发行的股票。其中就有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也有赫赫有名的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这些由李鸿章亲自过问的国有企业占着垄断优势和政治优势，受到了一轮又一轮市场追捧。

到1882年秋，尤其是招商局和开平局，股票分别上涨了2.53倍和2.16倍。所谓“追涨杀跌”，各华商更是倾囊而出，若上述几个大公司的股票已经市场饱和，他们就会去搜寻其他省份在沪发行的国企矿业股票。这十四五家各省新矿局，也赚得盆满钵满。

另一方面，上海的游资又被于1882年开始的贸易战所吸引，因为这场隐形战争的中方主将，正是全国首富胡雪岩。

两千年来，丝绸制品一直是全世界瞩目的奢侈品，作为丝绸面料之原材料的生丝，只有中国的苏南浙北和南欧的意大利能够提供，而后者生丝的质量和数量又远不及中国，因此当时上海洋行的重要贸易任务之一，就是采购苏南浙北生产的生丝。这是洋行对华农产品依赖的最大宗交易。

当时洋行和其国内的经销商都签有合同，每年都要向国内输入一定份额的产品，否则就要赔款甚至破产。比如英国怡和洋行就跟英国许多丝绸面料生产商签订合同，每年都要向这些厂商提供规定数额的生丝原料。如果不能及时提供，怡和洋行就将向这些厂商支付巨额赔款。

胡雪岩深知这一行规，因此想通过垄断手段控制整个江浙沪的生丝贸易，逼迫外国洋行退出中国生丝市场。现在想来，此一战略完全不可能成功。当时集聚于上海的生丝，每年数量超过一万包，每包收购价大概是四百两银子。也就是说，胡雪岩想垄断一年的生丝交易，就至少需支付五百万两白银。这仅仅是账面数字。

生丝本身不耐久存，两三年以内就会泛黄而变成废品，根本不适合长期持有；储存这么多生丝又须租用仓库的成本；资金本身也有使用成本，即利息。更重要的是，各家洋行绝不会坐以待毙，生丝价格将会一路上扬，绝非五百万两银子能够应付。

结果是，胡雪岩支付的收购费用高达二千万两。1882年，他收购了上海生丝市场的大半，即八千包，其他外商洋行只竞争到三千包。但这样一来，生丝价格极速上扬。第二年春天，新丝上场，他又收购了六千包。平均算下来，这些生丝的价格高达每包一千四百两，为原始价格的三四倍之多。

胡雪岩引以为后盾的，是手上充沛的现金流，因为他手握东南地区最大的钱庄，有着丰富的存款余额供其调度。不过到了二千万两已经是最高限度，他再也拿不出现金了。

此次商战的要点就是“垄断”。1882—1883年两季新丝上市，胡雪岩收购了共一万四千包生丝，这两年上海市场的销售总量是二万二千包，也就是还有八千包生丝被洋行和中国其他投机商收购（其中，1882年洋行收购三千包，1883年中国投机商跟风收购五千包），胡雪岩既然不能形成垄断，也就根本不能置洋行于死地，胡雪岩高估自己的实力了。

而且1883年意大利生丝丰收，足以供应欧洲本地丝绸生产商的原料要求，洋行于是更有底气拒绝收购上海所有的生丝原料。胡雪岩聚集了两年的蛮力，一拳向洋行打去，不料却扑了个空，自己却下盘不稳摔了个大跟斗。

1883年10月，也就是生丝贸易战到达白热化，胡雪岩在谋划究竟是抛售套现还是再支持一下以求转机的时候，江海关应该向汇丰银行支付由胡雪岩作为经手人的借款之到期本息五十万两，可是该关监督邵友濂表示，江海关“恰好”没钱，无力支付。此时席正甫却一反常态，公开高调地向胡雪岩发出法律文书，要求其履行担保人的义务，先行代偿款项。

原本这五十万两对于前年甚至去年的胡雪岩来讲，都根本不是问题。但是1883年10月的胡雪岩手上只有花二千万两白银购得的一万四千包生丝，现银根本没有。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以造成市场信心的崩溃，胡雪岩只有抛售套现。

他11月抛售的手上生丝（据说对象就是怡和洋行），价格最低只有362.5两一包。也就是一万四千包生丝，胡雪岩卖得的现银只有五六百万两。他至少亏掉了一千四百万两的白银。而且各大商家对阜康的挤提更加猛烈，其现银根本无法支付，于是，1883年12月5日，阜康银号关门倒债，胡雪岩宣布破产。

这真是一场“双核”金融风暴。

1882年底最为关键——上海大小钱庄的现银因急于短期获利，纷纷向战火正炽的生丝市场集结，许多华商立即抛售手上的洋务国企股票，套现而在丝市抢一个身位；另一方面，随着投机商大幅度抛售股票，原本那些殷实稳重的投资者也担忧套牢，于是跟着沽清股票。

这首先造成了股市崩盘，所谓的“矿股亏败”使得许多反应不及的小户血本无归，而发行股票的各省洋务国企也在自己完全没有预料的状态下濒临绝境。

也正是在同时，随着生丝价格的瞬间跌落，那些将资金集中于丝市的华商和钱庄也纷纷破产。胡雪岩只是他们的代表。在这场“双核”夹击下，著名买办徐润跟胡雪岩一起破产，唐廷枢和郑观应则遭受重创。就全盘市场而言，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传统钱庄只剩下了十家。

后来，郑氏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沉痛地回顾道：“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家，丧资百万，至今视为厉阶。”也就是说，自此以后，华商和钱庄对于洋务国企，畏之如虎，不再有投资的兴趣。

反过来，朝廷及其洋务重臣对于职业买办操持国企也失去了信心。自1883年后，国企由放权的“官督商办”转型为集权的“官员督办”，中国的一流企业家也由买办出身的徐润、郑观应一变而为盛宣怀这种职业官僚。

也就是说，经过1883这场“双核”金融风暴，中国传统金融业既失去了向西化银行业转型的动力和能量，也失去了挹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愿望和平台。

从此，中国的洋务运动越来越迟钝衰敝，随着十余年后的甲午战败，也就彻底烟消云散了。

在这个话题无孔不入且热爱阅读的新媒体编辑部，我们经常在各种五花八门的公众号上，遇到或曲高和寡或趣味小众、但非常有意思的新鲜玩意儿。

现在，它们都将一一出现在这个栏目里。

我们也随时欢迎您的参与，留言向我们推荐您读到的低调好文。

本文由公众号「近代史论语」（ID：history-lunyu）授权转载，欢迎点击「阅读原文」访问关注。

编者按：本文来“新金融琅琊榜”（ID：finrank），作者：董云峰，36氪经授权发布。

余额宝在最近迎来了五周年生日，静悄悄地。

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的标志，余额宝这五年，正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第一个五年。

从一炮而红，到快速膨胀，再到戴上紧箍咒，最后向金融机构开放，余额宝的每一步都是时代沉浮的缩影。

其实，我们所说的互联网金融几乎可以等同于移动金融。没有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跨越式发展，就不会有互联网金融及金融科技的崛起。

从根本上而言，互联网金融可以视为最近一轮金融自由化下的蛋，要归功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市场准入放宽。

在更宽广的视角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经历了一轮货币宽松与加杠杆的过程，尤以中国为甚。这场史无前例的流动性盛宴造就了新经济、新金融的勃兴，也造就了五花八门的套利与收割乱象。

如今，这场国际大盛宴正在散场，我们进入了一个去杠杆周期，强监管随之而来。传统金融面临收缩，新金融向着牌照回归。

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但这五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变迁，必将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此过程中，有创造者，也有破坏者；有创新，也有骗局；有美好，也有阴暗。

仔细回想，这五年来，互联网金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了不起的变化。

我们已经很少使用现金，平时出门带一部手机即可，吃饭、逛街、打车……几乎所有场景都可以使用手机支付，无论在北上深还是小乡镇。

绝大部分个人金融业务都可以在线解决，我们跑银行网点和ATM的次数，从每周一次减少为每个月一次甚至更少。

我们可以轻松获得金融服务，拥有充分的选项，比以前效率更高、体验更好，再不用忍受一些金融机构的傲慢态度与诸多霸王条款。

金融覆盖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惠及越来越多蓝领工人和小镇青年，没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指望金融机构业务下沉，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互联网金融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了。而这一切，不过短短三五年间的事，称得上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变革。

虽然至今依然存在一大堆问题，还制造了很多麻烦，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市场终将出清，而向上生长的力量会自我进化。

多年前，约翰·戈登写过一本书《伟大的博弈》，令我印象深刻。它讲述了华尔街跌宕起伏的发展史——尽管华尔街始终不乏骗子、强盗，并且一次次金融危机祸国殃民，但它依然是美国崛起并始终引领全球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华尔街从不完美，却是伟大的。

在我看来，中国互联网金融走过的这五年，就是一场不完美却伟大的叛逆。

我试图记录这一切，尽管很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尝试。因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词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

所以接下来你看到的，姑且称之为一个旁观者的个人手记吧。

2013年，这世界变化快

“2013年6月20日，这个疯狂的一天，足以载入中国银行间市场史册。当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在近年来很长时间里，这两项利率往往不到3%。”

在余额宝横空出世的那几天，我在《第一财经日报》头条写下这段话。我负责的条线是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传统的不能再传统。

那时候，中国金融市场遭遇了一场“钱荒”，货币市场利率飙升，流动性高度紧张。

在当时专业财经媒体的视野里，小贷、担保、融资租赁乃至信托，都算很偏门的“新金融”，更何况P2P、数字货币等新奇物种。

我在报社的老师柏亮，是国内媒体界最早系统性关注新金融的人。他在2012年成立了第一财经新金融研究中心，招募了多名年轻研究员，其中就有后来名声大噪的天才少年李钧。

进入2013年，第一财经新金融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国内最活跃的互联网金融研究机构。在余额宝问世后不久，这个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互联网金融论坛，还发布了中国第一本P2P借贷行业白皮书。

余额宝的出现，对以往的基金产品乃至所有理财产品都是一次降维打击，它的一炮而红震惊了中国金融市场。由于这类产品本身门槛不高，很快遍地开花。

在那个钱荒之年，资金价格水涨船高，货币基金收益率非常惊人，余额宝们一度到了7%。

存1万，1天可以赚1块多，随时可以取现——这是人们对互联网货币基金的普遍认知。对比活期存款低到可怜的利率，以及取用不便利的定期存款，余额宝们有着压倒性优势。

那会我忙着报道钱荒，紧盯央行的一举一动，没有特别注意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所关注的一行三会及传统金融机构来说，同样如此。

回过头看，余额宝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支付宝以及整个支付行业，并开启了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时代。

某种意义上，没有余额宝，就没有作为超级入口的支付宝，不会有蚂蚁金服的今天。在余额宝上线之前，我手机里的支付宝钱包很多天才会打开一次，用途是还信用卡、交电费。

与余额宝同期走红的是比特币。我最早在2013年初开始接触比特币，那时候大概10几美元一个，我一头雾水，没有深究。

始料未及的是，进入四季度，比特币开启了一波疯狂行情，从人民币1000到2000，再到3000，直到6000，超过国际金价……

当时一位自称投入几十万到比特币的朋友告诉我，比特币未来价格一定会到10万美金，并且建议每个人都拿出家庭资产的10%予以配置。谨小慎微的我并没有听进去。

然而比特币带来的巨大冲击，是切实存在的。我们没法理解：一个虚拟的、没有中央银行背书的货币，事实上只是一串代码，居然可以值那么多钱？

余额宝与比特币，在2013年深深震撼到了我。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微信。我在2013年7月创办“债市观察”，是国内金融市场最早的一批专业自媒体，这种去中心化的新生媒体形态所展现的生命力，同样惊到了我。

我感觉到这个世界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那些我还摸不着头的变化。于是我感到焦虑——我的自我更新能力正在大幅下降。

这种焦虑促使我在2013年末离开了报社。

2014年，宇宙大爆炸

我加入刚刚诞生的零壹财经，国内第一家专注新金融领域的第三方机构。“零壹”取自二进制，代表新技术。

在创立零壹财经之前，柏亮和李钧作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发布了中国第一本P2P借贷行业白皮书，翻译了第一本系统性介绍美国P2P行业的《Lending Club简史》，李钧还和巴比特创始人长铗等人联合撰写了《比特币：一个真实而虚幻的世界》。

另外不为人知的是，柏亮、李钧和后来参与创办零壹财经的李耀东，一起写了一本小册子《互联网金融的三个层次》，它得到了一些知名学者和监管人士的认可。在这本小册子的基础上，李耀东在2014年推出《互联网金融：框架与实践》，是国内第一本全景式阐述互联网金融的著作，影响颇为深远。

2014年初，我们推出了国内最早的新金融媒体平台，我得以专心观察这个新世界。

这一年开年，人人贷母公司人人友信获得由挚信资本领投的1.3亿美元融资，整个市场为之亢奋。随着P2P行业全面爆发，各式各样的创业者与投资方都进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春节返乡期间，我感受到到余额宝的惊人影响力，其用户群体正在快速下沉。与此同时，监管压力不断上升，围绕该不该对余额宝征收存款准备金的争议随之而来。

当然，那时候监管部门对这些新兴的金融形态，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乃至在多年后被视为“绥靖”。“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被写进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2014年春节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微信红包突然火了。

起初这只是微信的一次试水，希望将春节发红包的传统搬过来。就像余额宝的意外爆红一样，微信红包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彻底激活了微信支付（财付通），令后者拥有了与支付宝一决高下的资格。

今天早已深入人心的二维码支付，当时还处于早期阶段，并且因安全性与合规性受到质疑。2014年3月，央行宣布暂停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线下二维码支付业务。

不过，移动支付的浪潮浩浩汤汤而来。那时候滴滴与快的之间的补贴大战全面开火，其背后正是阿里与腾讯两大巨头的支付之战。

在2014年，众筹还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众筹的发展前景并不亚于P2P，也因此成为许多巨头布局互联网金融的一个标配。以追梦网创始人杜梦杰为代表的众筹创业者们一度炙手可热。

尽管在金融业务上起步比阿里巴巴要晚得多，京东在2月份率先推出“白条”，拉开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发展大幕。

互联网消费金融的战火还燃烧到了校园市场，分期乐与趣分期——肖文杰与罗敏，这两个江西人的对决才刚刚开始。

在2013年末修订《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之后，银监会从这一年下半年开始大幅放开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兴业、招联、海尔、苏宁和马上等消费金融公司密集获批。

2014年10月，脱胎于支付宝的蚂蚁金服正式成立。我们很看好它，却不可能想到，三年多之后它会成为估值1500亿美金的超级巨头。

2014年末，被视为全球P2P行业领头羊的Lending Club登陆纽交所，市值一度超过百亿美金，将贯穿全年的亢奋带向了一个空前的高点。

对支付行业来说，一个历史性事件是，2014年12月12日，支付宝大举进军线下收单业务，战火烧到银联大本营，扫码支付以迅雷之势风行开来。

银联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政府之手拯救不了自己，只能自救，何况还要面对境外银行卡组织的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下，曾主导中国债市大革命的时文朝，带领银联开启“二次创业”。

这是P2P最火热的一年。根据零壹财经统计，当年12月，P2P行业新增平台接近300家，达到历史最高值。当年末，全行业累计平台数量达到2000家左右。

与此同时，一些骗子和坏人也进来了。一家名为e租宝的平台突然崛起，它的广告登上央视和地方卫视，江湖上流传着关于其神秘背景的传闻，令人不明觉厉。

那时候没有人想到，这是一只最终改变了历史的恶魔。

2015年，黄金时代及其终结

如此高歌又一年，直到e租宝的崩塌。

多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在短暂的黄金时代背后，原来早就千疮百孔。

1月4日，李总在深圳见证了腾讯旗下微众银行——中国首家互联网银行的首笔贷款业务。他表态说，“你们要在互联网金融领域闯出一条路子，给普惠金融、小贷公司、小微银行发展提供经验。”

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授权蚂蚁金服旗下芝麻信用、腾讯旗下腾讯征信等8家市场机构开展个人征信准备工作，令行业人士热血沸腾。

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到“互联网金融”，并表述为“异军突起”，要求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其对互联网金融的扶持态度可见一斑。

这种扶持态度，还激发传统金融巨头高调进军互联网金融，这是前所未有的。

3月23日，工商银行在北京高调发布酝酿已久的“e-ICBC”品牌，成为国内首家发布互联网金融品牌的商业银行，正式加入互联网金融战局。

草根创业者们并非对巨头进场没有担忧，但更多的还是期待与兴奋——正规军进场，意味着整个行业更容易获得合法性。

5月7日，一直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李总，亲自造访中关村创业大街，引起了轰动。

据人民网报道，“走进位于创业大街的3W咖啡。他坐在一张木椅上，喝了口香草味卡布奇诺咖啡，并与青年创业者们谈天……还与正在接受创新创业培训的学员们聊围棋，鼓励卖牛肉米粉的大学生创业者……”

一副热火朝天、前程似锦的气象。无论对一心想做事的草根创业者，或是希望趁机搏一把的投资机构，又或者希望捞一把就跑的骗子，这都是最好的时代。

这一年4月，蚂蚁金服推出“花呗”和“借呗”，随后不久微众银行“微粒贷”上线，互联网消费金融真正迎来爆发期。

在校园市场，分期乐与趣分期激战正酣，鉴于中国校园市场的巨大潜力，它们成为风投的宠儿，分别获得了京东与蚂蚁金服的战略投资。与之相关的争议与风险正在慢慢发酵。

遗憾的是，互联网众筹高开低走。2015年8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场外证券业务备案管理办法》，将“私募股权众筹”修改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证监会则印发《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将“股权众筹”界定为“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 。

由于监管部门并没有发放股权众筹牌照，这使得市场上所有的所谓股权众筹平台，事实上都成了“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集行为”，众筹平台的活动空间被卡住了。

相形之下，P2P行业依然在野蛮生长，上半年新增P2P平台超过1000家，行业里融资案例一个接一个。不过，问题平台的数量正在剧增，单月问题平台的数量逐渐接近新增平台，坏典型太多，整个行业的形象在不断下滑。

P2P还沾上了一个大麻烦——P2P配资。这一年夏天，A股市场再现股灾，场外配资被职责为股灾元凶之一。

事后来看，我们低估了这场股灾对金融监管走向的影响——它或许让最高层意识到金融市场比预期的更加混乱而脆弱。

蚂蚁金服在这一年树立了作为新金融标杆的地位。当年7月，蚂蚁金服宣布完成A轮融资，引入包括全国社保基金、国开金融、国内大型保险公司等在内的8家战略投资者，市场估值超过450亿美元。

几乎在同一时间，支付宝9.0版本正式发布，大幅增加了社交元素，被视为支付宝应对微信支付猛攻的重要举措，也为2016年末的那场风波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借助微信的影响力与活跃度，微信支付全面开挂，支付宝苦心经营十年之久的市场领导地位第一次面临重大威胁。毕竟，支付才是蚂蚁金服的王牌，是绝不能够输掉的战争。

两大巨头的补贴大战此起彼伏，并强势炸开了市场。我们很快习惯扫码支付，去ATM取现金的频率越来越低了。

传统的支付巨头银联亦在探路。当年12月，银联和苹果公司宣布合作推出 Apple Pay。当时我们就不认为它具备颠覆扫码支付的可能性，因为在支付这件事上，技术领先并不意味着胜利，更重要的是服务和体验。

行至年尾，很多人在兴奋与喜悦中憧憬着2016年。然而，e租宝的倒掉，改变了这一切。

2015年12月16日，e租宝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不久后警方公布e租宝非法集资500多亿。原先的所谓特殊背景被证明是子虚乌有。

那时候，太多太多的人们，既沉浸在互联网金融的乌托邦神话中，又夹杂着对特权的荒诞幻梦。

e租宝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黄金时代的阴暗面。

2016年，风向变了

当你在房间里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不要惊慌，因为肯定还有一大群蟑螂。

紧接着完蛋的是泛亚，昆明市政府宣布对泛亚立案侦查。在此之前，泛亚兑付危机暴露，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省份，共牵涉22万户投资者、430亿元资金。

之后爆出的大雷是快鹿系。这个民营金融集团一手打造了当时知名度颇高的电影《叶问3》，在上映后因“偷票房”引起社会关注，随后快鹿系控制的十多个互联网金融平台爆发危机。

e租宝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尽管其本质是打着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等幌子的诈骗行为，却对互联网金融的形象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创，并推动金融监管大转向。

以e租宝的覆灭为标志，从中央到地方，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安部门的介入成为新常态。

从这个时候起，互联网金融这个词，越来越多地与跑路、骗子、非法集资等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曾经让我们为之自豪、为之亢奋的互联网金融，臭了。

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互联网金融的表述变成了“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并提出“扎紧制度笼子，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于是，防风险开始压倒促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强监管时代，渐渐拉开帷幕。

两会结束没多久，2016年4月，从中央到地方，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正式启动。根据计划，这项整治工作会在一年内结束。时至今日，这场大整治依然未完成。

眼看监管形势大变，这一年，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都在一夜之间成了金融科技（fintech）企业。草根的互联网金融创业者，将获得生存空间乃至合法性的指望，寄托到了科技身上。

2016年4月，零壹财经率团赴美参加Lendit峰会，我们发现，大洋彼岸的风向，同样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旧金山，我们与当地行业资深人士的交流中感受到：美国业界对P2P的认知，已经从最初的狂热走向理性，他们不再妄言P2P颠覆银行。

在资本市场上，曾经的行业神话Lending Club股价在2015年以来一路走低，市值大幅萎缩，从侧面印证了美国市场的热潮正在降温。

在那次峰会上，我们见到了Lending Club创始人Renaud Laplanche，他在主旨演讲中侃侃而谈，风采依旧。而始料未及的是，一个月之后，Lending Club爆出了欺诈丑闻，Renaud Laplanche被逐出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

你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奇。当中国市场面临崩塌的时候，美国同行亦陷入了困境。

这一年，P2P行业的新增平台越来越少，问题平台越来越多，包括一些老平台。相比互联网金融，P2P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2016年8月24日，银监会等四部委正式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网贷平台的信息中介定位，采用备案制，并列出一长串负面清单。

那时候，P2P行业高管纷纷表态拥抱监管，他们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未曾想过，这不过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与煎熬的开始。

与P2P同时陷入危机的还有校园贷市场。当“裸条”、“大学生跳楼”等负面新闻在互联网被引爆之后，此前就备受争议的校园贷面临万夫所指。

早在2016月3月发表的《校园分期：原罪与扭曲》一文中，我曾经提到：目前的校园分期业务，已经被资本所扭曲，除了信用风险，还面临舆论风险与政策风险。再这么玩下去，哪怕央行、银监会不吭声，教育部和高校恐怕也不会熟视无睹。

后来发生的一切印证了我的判断。面对监管高压，趣分期干净利落地宣布转型，退出校园市场，并更名为趣店集团，它的下一站是现金贷。分期乐则选择了一条相对温和的改良之路。

在支付市场，这是微信支付大获全胜的一年，其市场份额越来越接近支付宝。除了微信红利的持续显现，在2015年末腾讯与美团正式结盟之后，后者庞大的地推团队帮助微信支付弥补了在线下的短板。

中间的插曲是共享单车大跃进。如同网约车战争一样，摩拜与ofo之间的对决，很快又异化为腾讯与阿里的支付之战，场景才是关键。

面对微信支付的步步紧逼，支付宝一度自乱阵脚。2016年11月，一直苦苦折腾社交的支付宝搞出“圈子事件”，遭遇空前的声誉危机，董事长彭蕾不得不出面道歉。

“圈子事件”很大程度上推动蚂蚁金服最终放弃做社交。而另一起负面事件，则推动它进一步去金融化。

这就是在一度金融市场引起轰动的侨兴债事件。正如我在《蚂蚁金服的中国式CDS游戏》一文中阐述的那样，蚂蚁金服深陷于盘根错节的金融游戏，迷失了自我。

这大概是蚂蚁金服成立以来最灰暗的时刻。后来，它回归科技，超越自己，走了出来。

2016年末，蚂蚁金服战略投资大搜车，后者随即推出汽车融资租赁产品“弹个车”， 点燃了汽车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热潮。

事实上，那时候即将全面爆发的是现金贷。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高利率覆盖高风险的秘密。

数字货币亦正在新一轮大牛市的前夜，史上最不可思议的ICO收割游戏即将登场。

山雨欲来，狂欢将至。

2017年，最后的狂欢

进入2017年，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金融监管的收紧。

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互联网金融的时候，语调空前严厉：“对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很多人选择谨慎与观望，也有人选择铤而走险，赶在监管落地之前，来一场大收割。

现金贷成为贯穿全年的主角。比起P2P和消费分期，现金贷的盈利模式非常直观。而个人信息保护的缺失，令从业者几乎可以零风险、低成本获取大量用户数据，也为这条模式铺平了道路。

最早试水现金贷的平台，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征信手段，用于获取数据、测试模型，由于人均放款金额很低，因此哪怕坏账偏高，依然有利可图。不仅如此，他们慢慢发现了一个秘密：

只要获客成本可控，借助基本的反欺诈手段，根本用不着专业的风控模型与风控团队，敢放钱就可以赚钱——当利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坏账率就没那么重要了。

早在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这就逐渐成为行业里心照不宣的共识。只不过有人胆大，有人保守。

很快，成百上千家现金贷平台冒了出来，发展到后来，其数量之多绝不亚于P2P巅峰时期。现金贷业务模式如此简单粗暴，乃至沦为低门槛的流量生意，对一些投机者来说，如此直观的暴利门路可谓千载难逢。

头部平台一个月赚1个亿、2个亿的消息迅速流传开来，反过来吸引更多人铤而走险，与监管部门赛跑。很多转战现金贷的P2P平台发现，在P2P行业亏损了几年的钱，通过现金贷几个月就全部赚了回来。

依托移动互联网，在现金贷业务中，小额、超短期、高频可以同时并存，而且运营成本边际趋零，这使得现金贷成为极其高效的超级收割机。

在这场末路狂欢中，传统金融机构并未缺席。某种意义上，它们继续躺着赚钱，高息向现金贷平台提供融资，并且要求后者兜底，还无需承担道德风险——暴利要分大头，脏水远远躲开。

在现金贷大爆发的同时，强监管形势进一步明朗。

2017年7月，一场最高规格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

到了这个时候，一些头部平台开始着手转型，至少对外口径上更多鼓吹金融科技、智能金融、对外赋能……

从2017年10月起，互金平台赴美上市掀起一个小高潮。这波上市的平台，无论趣店、拍拍贷还是乐信，它们财务数据的大幅改善，均主要归功于现金贷业务。

这场上市潮，堪称现金贷的“极乐之宴”，尽管人们都知道时日无多，却没想过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趣店风波影响了历史。

趣店上市当天，其第二大股东昆仑万维董事长周亚辉第一时间发文“揭秘趣店投资全过程”，洋洋洒洒一万多字，除了因高调炫富引起公众反感，还暴露了诸多敏感信息。这之后，趣店董事长罗敏的一篇不成熟的回应，彻底将趣店及整个现金贷行业推向舆论危机的深渊。

紧接着，现金贷监管新政迅速落地，力度超过市场预期。舆论危机倒逼监管变本加厉，这在历史上发生过许许多多次。

在监管强力介入之后，现金贷行业的信用风险大幅上升，从忙着放钱到忙着收钱，进入大逃杀时刻。

至此，现金贷行业，进入清场与招安的下半场。

事实上，招安，或者更好听的提法——和解，是2017年以来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核心关键词。

最引人瞩目的是BATJ们与传统金融机构的联姻，典型案例是蚂蚁金服与建设银行、京东金融与工商银行、百度与农业银行。

与此同时，互金巨头正在去金融化，在金融科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做金融做科技。

蚂蚁金服又一次走在了前列。2017年初，蚂蚁金服宣布，以后只做技术（Tech），帮助机构做好金融（Fin）。在6月份的蚂蚁财富开放平台大会上，蚂蚁金服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科技公司。

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加快转型升级，开始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展现实力。

以建设银行为例，这家银行在2017年大力发展现金贷产品“快贷”，全年新增贷款余额1274.64亿元，丝毫不逊于微众银行和蚂蚁借呗，更是秒杀所有其他现金贷平台。

在行业里素以创新闻名的招商银行和平安集团，姿态更为激进。

招商银行将自身定位为“金融科技银行”，对标金融科技企业，加快向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目标迈进。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声称，“我们期待不远的将来，逐步将平安从资本驱动型的公司转变为科技驱动型的公司。”

不得不提的是，在2017年，数字货币市场又迎来新一轮超级大牛市，比特币价格一度超过10万元人民币。在令人乍舌的赚钱效应之下，各式各样的ICO横行——远比现金贷更为癫狂和肮脏的收割游戏。最终多部门出手整顿，市场得到降温。

所幸，这波大牛市让区块链的价值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从而推动了相关的技术及应用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从传统金融机构到中央银行，都越来越重视对区块链的研究与探索。

在支付市场上，腾讯与阿里的这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微信红利的衰减，微信支付快速击垮支付宝并取而代之的窗口期结束了。

支付宝在这一年止住了颓势，重新站稳脚跟。在放弃社交并且声称不做金融之后，蚂蚁金服的重心回归支付主业，力推收钱码，并通过持续的补贴投入与综合服务，在线下市场收复失地，捍卫着头把交椅的位置。

银联依然在努力做第三极，它选择与京东、美团等流量巨头结盟，以此对抗腾讯与阿里。不过，网联清算有限公司的成立，让银联颇显尴尬。2017年12月12日，在遭遇支付宝“偷袭珍珠港”三年之后，银联祭出杀招，发布了银行业统一入口的APP“云闪付”。

2017年末，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从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上打破了常规。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的收紧，还从互联网金融延伸到整个金融市场。其中，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的出台，释放出强力整肃的信号，众多金融从业者们为之一颤。

时代变幻让我惶惑，却又兴奋。这一年夏天，我告别零壹财经，创办“新金融琅琊榜”，希望做一个更专注的观察者，以及探寻更多可能性。

2018年，新时代降临

一个无牌照不金融的新时代全面降临了。

1月4日，央行公布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信联”正式落地。这意味着过去三年的个人征信业务试点宣告失败，8家试点机构没有一家拿到牌照。

我知道，这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市场化力量收缩，国家队强势收编。

两会期间，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严厉：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加强金融机构风险内控，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

在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基础上，监管机构改革继续深化：一是“三会”变“两会”，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是进一步增强央行的权力，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

就这样，延续了15年之久的一行三会格局被打破，形成“一委一行两会”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监管制度的落地速度超乎预期。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同日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亦箭在弦上。

过去多年的金融自由化遭遇彻底终结，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持牌的金融机构，因为互联网金融机构为他们打开了市场、找到了可行的路径，然后被赶出了舞台中央。

在3月底的年报业绩发布会上，一些传统金融机构掌门人显得自信满满，对外释放着豪言壮语。

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四清称，“金融科技不是‘独角兽’的专利，我们传统银行一定会在科技领域打一个大的翻身仗。”

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说得更狠一些：“近些年来传统银行一直备受金融科技公司的折磨，现在我们可以说，老银行也要颠覆它们了。”

作为持牌者，传统金融机构自带合规光环，大举向互联网金融进发。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4月18日，建设银行旗下的建信金融科技公司在上海揭牌，成为首家由国有大行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互联网金融头部机构纷纷表态“不做金融”，从京东金融到乐信，以及一些现金贷平台，转而强调开放与合作。

从资本市场的反应来看，在“不做金融”之后，超级巨头的估值反而猛涨；相形之下，已经上市的互金平台，2018年以来股价普遍大幅下跌。至于未上市的互金平台，融资难度与估值压力都很大。

6月8日，蚂蚁金服宣布新一轮融资，融资总金额140亿美元，投后估值超过1500亿美金。

根据最新的券商研报，市场预期腾讯金融（微信支付+财付通）的估值可以达到1200亿-1440亿美金。

我在《蚂蚁金服万亿估值是如何炼成的》一文中曾提出：

从科技出发、走向金融、再回到科技，巨头们在金融业务的锤炼中获得了高价值的数据和技术能力，由此有望成为新型的科技公司、平台型公司。

眼下，不仅是金融行业，还有非金融行业以及公共领域，都正在成为新金融巨头的战场——当然，或许我们不应该再用新金融巨头来称呼它们。

这五年下来，尽管涌现了诸多成功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公司，但阶层日益固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正如金字塔顶部的持牌机构依然是主角，科技巨头依然可以成为新科技巨头，而草根的、屌丝的依然很难摆脱非主流的命运。

但不管怎样，在金融这件事情上，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实现了更便利、更灵活、更多选择、更低成本。

相比五年前，我们当然收获了一个更好的世界，并种下了更多可能性。

所以，感谢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赐予机会；更要致敬那些真正的叛逆者们，无论还活着的，还是被碾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