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杨锐的同年、刘光第的同僚，唐烜为何对六君子评价不高？
我们照例先给出答案，唐烜之所以对戊戌六君子评价不高，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极度看不上康有为的自大，从而觉得戊戌六君子都是被康有为骗了。当然在同时，从另一个层面说，我们之所以对戊戌六君子的评价之所以如此高，也是建立在特殊时代中的。这是一个恰好相互作用的过程，以致于评价两极化。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那个戊戌年，应该就可以很好理解这种情况了。
在戊戌变法时，唐烜恰好为刑部主事兼山东司正主稿，所以戊戌六君子在押解到刑场的时候，他是目睹整个过程的。那他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呢？时间再回拨到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是”诏，宣布变法维新。接到上谕的唐烜感慨道：近日中朝政教，一切改用西法，力革旧制。月内恭读邸抄上谕，几于三令五申。涣汗之颁，伦綍之出，几于无月无之！由此可见，唐烜对突如其来的变法是不太支持的，这个不支持并不是说不支持变法，也不是唐烜迂腐不知，而是变法来的太快太急太不切实际，一批马容易转身，但是一架马车紧急转身，难免要翻车。
实际上唐烜的这个想法基本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清政府官员的思想，他们想要变法救国，但是不是这种一上来全盘都发否定，改用新法的变法方式。不仅如此，唐烜对变法派领袖极度不感冒，他对康有为评价说：此人才气极大，好议论，尤喜谈西学。在籍为孝廉时，即自命为孔子而后一人。也就是说唐烜承认康有为有见识才气，但是自命孔子后一人，应该是没有人会服气的。
所以在《留庵日钞》（《唐烜日记》）中，唐烜对阑入康党，“殊所不解”，充满惋惜。他认为杨“性情迂执”，刘“性尤孤僻”，是误入歧途之原因。总觉得“戊戌六君子”是被康有为骗的去搞新法，才惹来杀身之祸的。公允的来说，这应该是当时绝大多数官员对“戊戌变法”的主流看法，他们虽不跟满清遗老那么迂腐，但是也没觉得说必须要彻底变法才能挽救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