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生肖，帝王属相马儿山是一座风水山，山上有人工修建的马、猪、蛇、兔、鸡等生肖图案，这些生肖图案由山黏土和均匀的石块铺砌而成，经过专家研究发现，这些黏土用火炒过，与秦始皇陵的封土做法一致。生肖图经过检验，已有七八百年历史，生肖图的排列顺序是马、猪、蛇、鸡、兔，这个生肖图的顺序与元朝皇帝的生肖一致，成吉思汗生肖为马，忽必烈为猪，武宗海山为蛇，仁宗为鸡，英宗为兔。
这个图案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个巧合。马儿山石料场，工匠所留马儿山东南处，有一座被削掉了一半的山，海拔有百余米。山被削掉之后，石头拿来烧石灰，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石料场，里面有大量的修建墓地用的条石、石片，人工开凿的痕迹很明显。在石料场周围，还散落着大量的石磨、石臼、锅、碗、盆、缸等老旧物件。这些石器的存在，专家认为是古代工匠在修建古墓时所留下的。
石臼石块墓里，有火洞子在马儿山下，有大量的石块堆砌着一些古墓，这些古墓藏在一层又一层的石堆之下，不知道有多少古墓藏在底下。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石块之下会喷射出一些奇怪的气体，用火点燃后会喷出蓝色的火焰，一直能燃烧痕迹不灭。盗墓的人把这种现象叫作“火洞子”，一旦遇到有火洞子，地底下一定会有大墓。当年长沙马王堆被发现时，率先是施工队发现了火洞子，然后才挖出白膏泥，再后来往下挖去，才挖出了举世闻名的长沙马王堆。
所以，马儿山大量的石块堆底下一定有大墓。专家考察马儿山古墓公主驸马墓，贵族身份1930年，在马儿山附近发现了一座元朝古墓，从古墓中挖出了一个蒙古将领的棺材。1999年，在沽源县发现了一座古墓，墓穴内出土了并列摆放着的三口棺材，经过专家考证，三名死者为一男二女，男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婿阔里吉思，两名女子皆为阔里吉思的妻子，两名女子都是公主。
公主与驸马墓在马儿山附近出现，证明马儿山附近是元代贵族王公们安葬的重要场所，成吉思汗墓选择在此地修建，元朝帝王和贵族们环绕他安葬在附近，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梳妆楼公主驸马墓丘处机道观，巨型棋盘石马儿山之后，有一座石龙观。根据史书记载，当年丘处机在此修建石龙观，并将其全真教在此传了一代又一代。丘处机不会平白无故来这里修建道观，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关系亲密，他很有可能在此建道观为成吉思汗护陵。
马儿山上还有一块巨大的棋盘石，上面刻着棋盘的线路，村民说传言经常有人在上面对弈，这个棋盘石很有可能是监督工匠们修建陵墓时，守卫陵墓的官员所留。这些物件的历史经过鉴定，大概也在六七百年左右，正好符合成吉思汗下葬的时代。石龙观石龙观遗址最惨的血战，百万人死伤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马儿山周围展开最惨烈的血战。
元朝末年，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在此地与元军展开血战，双方都出动了最强主力决战，死伤多达百万余人，至今修建的碉堡还在。徐达一直想不明白，为何要拼死在此血战，相反在守卫都城时还没有那么激烈的反抗。当时张家口一带几乎人烟绝迹，战后才从别的地方把人口迁进来填补。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元军在马儿山保卫帝陵。
这个帝陵是谁的呢？很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陵墓，成吉思汗墓很有可能藏在了马儿山之中。目前，成吉思汗墓在羊房堡的推测已经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认可，但还差最后的实质性探测和考古验证才行。从当前的研究和发掘来看，羊房堡成为最有可能、最具备元朝帝王墓特点的地方，如果成吉思汗墓还在人间，那羊房堡的可能性是目前最大的地方。
刘邦评功的时候，将萧何摆在第一，将军们主张曹参摆在第一，你怎么看？
大汉开国，论功行赏，刘邦说过两段很有名的话。第一段便是一再被后人引录的“三杰论”。说这段话之前，刘邦先问了群臣一个问题，我刘邦因何能得天下，项羽又何以失了天下？当时，朝堂上只有两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些贬损项羽，拍刘邦马屁的套话，刘邦知道朝堂下的功臣勋将急于封赏，于是他绕过如何封赏的话题，说了下面这段话——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三杰论”表面上看，是刘邦一时兴起的感慨之言，似在炫耀自己驾驭臣下的能力，但如果放在庙堂政治的语境下看，这段话绝不是刘邦的随口之言，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吐出的定调之言。
先看三杰论的比例，前两杰是文臣，后一杰是武将，文武比例二比一；再看三杰论的次序，搞谋略的第一，干实务的第二，带兵打仗的第三。这个比例、这个次序，其实是向文武百官传递了一个基调信号：大汉开国后，政治高于军事，文臣重于武将。这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刘邦虽然历来讨厌儒生，但治国是政治问题，天下要靠文臣治理，这样的理念他是认同并且推崇的；此外，扬文抑武，可以提高战功的封赏标准，这样帝国的蛋糕才好少切出去一些，因为有战功的武将实在太多了，而这样的文臣却是屈指可数的。
总之，这是古今通用的一个政治手法，用少数做筛子，将多数过滤掉。然而，当时的刘邦并没有绝对的帝王权威，所以他这“三杰论”并没有将蠢蠢欲动，一心要封赏的众武将压制下去。对这个问题，刘邦想拖，但也拖不了多久。很快，廷议谁的功劳最大被推到了台前。这时候，功劳是一个政治含义很浓的字眼，它是一个多方综合、多向平衡的结果，因此在廷议这个问题时，刘邦对先前的“三杰论”做出了微调。
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故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居文臣武将之首。战功赫赫的武将们一听，顿时炸开了锅，那时候君臣礼仪还没有那么严格，有的武将甚至直接进殿与刘邦争辩说，他们这些人披荆执锐，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立了那么多功劳，反不如一个只会舞文弄墨，并无尺寸之功的萧何，是何道理？这时候，刘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发表了一个很著名很直白的“人狗论”——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刘邦的意思是说，用打猎做个比喻，你们这些武将只能算“功狗”，只有萧何才是“功人”，况且萧何举宗数十人追随我打天下，不能忘恩负义。封赏还没得到，反倒连人都不是，成“功狗”了，武将们不仅没有被说服，反而被激怒了。
于是，在正式排定列侯位次上，武将们抢先推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应列第一，并且刘邦很难反对的人选：平阳侯曹参。武将们的理由是，曹参身上有七十多处伤疤，战功无能可比（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等等），所以必须排第一。刘邦很难反对，原因很简单，曹参和萧何都是刘邦同乡，都是沛县功勋集团的核心人物，并且相互的关系都很好。
果然，面对武将们推出的这个人选，刘邦一时不好表态了，但作为一代开国雄主，刘邦有的是办法。就在刘邦沉默难言时，一个叫鄂千秋的人，心领神会地站出来说了一番刘邦想说却又不便说的话。鄂千秋说，列为大臣说得都不对。平阳侯曹参攻城略地虽多，但那都是一时之功，难与酂侯萧何相比。当初皇上与项羽相争，前后共历五载，丧师失众，屡次败北，生死攸关之时，幸有萧丞相镇守关中，不待皇上诏令，便能随时遣兵补缺，输粮济困，我汉军这才得以复振，我汉王这才得以夺取天下，这是万世之功也！诸公怎能以一时之功贬抑万世之功！臣意以为，少一百个曹参无虞，失一萧何汉必无成。
故应列萧何第一，曹参次之。根本之论，高屋建瓴！萧何第一，故有刘邦的帝王之谋，却也毫无毛病。萧何第一，几乎成了后世功臣排座次的范本。难能可贵的是后来，萧何病重之时，惠帝前往探望，问萧何，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说，知臣莫如主。惠帝说，曹参如何？萧何顿首说，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于是乎，这才有了千古佳话“萧规曹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