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了自己变法的便利，将这批有能力又正直的臣子都打下了台，这样一来，他就必须选择另一批臣子来执行他的政策，这个时候，他能选择的就只剩下那些拍马钻营之徒了。这些人的确没有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他们绝不缺乏自我意识，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如何利用新法来为自己谋利，这就更败坏了新法，加速了变法的失败。这就是王安石的第一个性格缺点，就是“独”。
二、王安石要求变法立刻生效，导致官员在执行时粗糙应付了事王安石的第二个性格缺点就是“急”，俗话说得好，事缓则圆，生活中的事情如此，更何况是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那是因循日久，千头万绪。可是王安石却要求他的变法立马见效，短时间内推出了好多种新法，上到官员下到百姓是应接不暇，原来平静的生产生活倍受骚扰。青苗法、免役法、淤田法、方田法、保甲法等等，百姓和官员们往往还没弄清楚上个法是怎么回事，下一个法紧接着就来了。
官员们天天学新法学政策，这就有点儿像现在有些公司一天到晚忙着开会、忙着汇报、忙着总结，弄得员工的本职工作都没有时间去干。王安石很着急，急得没空让法律认认真真地执行下去，这也让很多本该对老百姓有利的法律，最终却变成了剥削百姓的新工具。就好比说青苗法，所谓青苗法是政府在农民青黄不接、无粮可吃的时候给农民发放贷款的一项法律，等到第二年丰收，农民有余粮，再将钱还给政府。
如此一来，政府得到利息收益，百姓也能够度过灾年。想法本来是不错的，可是王安石的急让这项法律执行得那是相当粗糙，王安石很急，所以他给下面的执行官员下达了一个额度指标，每年必须贷出去多少多少钱，收回来多少多少利息。老大在上面天天催，怎么办呢？下面的人自有对策，比如十户人家里只有一户需要货款，但是因为上面催得急，基层官吏也就不去调查这户人家到底是哪户，而是随便抓一户人家，要求这户人家贷款。
到最后，地方政府执行青苗法就变成了强制贷款，强行收租，把额度指标完成了事。就好比公司里一个项目负责人五分钟一催十分钟一问，那下面的职工能把这个活儿干细了才怪呢。结束语王安石其实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他是真正地能做到过目不忘，下笔千言的人才。但是任他是如何的大才，也只不过是青史上寥寥的几笔，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是一个人越是大才就越要提醒自己戒独、戒急。
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人为镜，来反思自己，并时刻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一个当权者太独，一味地清除异已，便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并且无法察觉到自己的错误，最终导致一错再错。如果一个人做事太急，就会忽视客观条件，一味地以主观意识来推动事情的发展，违反了事物进展的规律，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我们看历史不仅是要宏观地看，也要微观地看，看到历史人物伟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们不足的一面，并从中进行反思。
为什么说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的改革和制度创新？
秦国在诸侯国中出身较低、地理位置偏僻，不受中原诸侯待见，常常和西戎混为一谈，诸侯会盟也被排除在外，被认为是“边鄙”之国，“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战国时各国为在争霸战争中取胜，纷纷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进行变法。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变法。
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制。商鞅变法前秦国的经济制度是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实行的是落后的劳役地租和沉重的实物地租，农奴对生产缺乏积极性，生产效率低。而且封建领主对土地有世袭所有权，容易形成封建割据，削弱国家力量。春秋战国时期，因为铁犁牛耕的使用，大量私田被开垦。
商鞅运用政治权力废除了田地的封疆阡陌，彻底摧毁了旧领主贵族这一利益集团占有土地的世袭垄断特权，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为新兴地主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而奠定了地主制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符合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的土地小私有者对农垦的切身愿望，因而大大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商鞅变法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从而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此外，经济上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这项政策影响深远，直至清末仍在奉行。军事上：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制定二十军爵制。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使秦军成为虎狼之师，为统一六国提供了强大的军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