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属时代，因为许多越南人进到法国的学校读书，同时深受法国文化与时尚潮流的影响，奥黛的设计亦趋向剪裁合身的风格。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只有在这里，沉迷于喧嚣而底层的人群中，他才能忘记自己是法国名门望族一位身残的不幸子孙。
晋朝有哪些名门望族？
晋门阀政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士族有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王氏家族诸兄弟子侄之间时有矛盾，甚至互相杀戮，如王敦杀王澄、王稜，王敦败死后王舒沉王含、王应于江，等等。
虽然如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高平郗氏初兴于汉末魏初的 郗虑、发展于西晋的 郗隆、显贵于东晋的 郗鉴、兴盛于 郗超。
郗氏家族经历了东汉末年郗虑初入政治时的幼稚而导致失败，两晋之间的郗隆由于优柔寡断而在军事斗争中被杀，东晋初年时的郗鉴最终依靠自己流民帅的身份建立京口武装集团，在平叛王敦、 苏峻之乱中建立功勋，入主东晋政权中枢。郗鉴在西晋末年，在成为流民帅之前，就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名望。甚至赵王司马伦、东海王司马越都曾征召于他，当时八王乱斗正酣，郗鉴不敢轻易在哪个王爷身上下注，于是全都谢绝了。
谢绝朝廷征召正是士族名士们最喜欢干的事。洛阳沦陷后，郗鉴未南渡，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众至数万。司马睿拜郗鉴为刺史，成本只是一张诏书，其他的支持全无。后来司马睿诏郗鉴南下任职，意在制衡大将军王敦，但郗鉴没去趟浑水。后来石赵对东南用兵，郗鉴的压力越来越大，恰巧新帝晋明帝司马绍再次征召郗鉴南下。
郗鉴最终决意南下，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时距洛阳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纪瞻荐郗鉴于晋元帝，元帝征鉴为尚书，入居京都，但是郗鉴部属仍然只能屯驻合肥，他本人出镇时也屡居江北。合肥是当时军事要地，与建康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帅入驻。郗鉴先是于“永昌初征拜领军将军，既至，转尚书，以疾不拜。”领军掌宿卫之任，也不是远来流民帅郗鉴所宜领。
所以郗鉴一到建康，就有转拜尚书之事，而郗鉴不会不懂内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势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鉴势力以为外援的要求，遂有对郗鉴假节镇合肥之授，郗鉴才有了回到他所统流民的驻地合肥的机会。可是，王敦又不愿接受这一于己不利的事实，上表以郗鉴回建康为尚书令。由此看来，郗鉴南来后得入东晋上层集团，虽经纪瞻荐引，毕竟还是有此一段若隐若现的曲折过程。
其中关键之处是，从朝廷说来，郗鉴可为己用，但他毕竟是流民帅，必须小心谨慎对待，有所防范；从都鉴本人说来，他虽然可以在王敦之乱中为朝廷奥援，但不能脱离随他南来的兖州流民群体，否则他将失去资实，一事无成。原来王敦初叛，是在执政王导的默契下进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侧，所谓君侧，指明是刘隗、刁协、戴渊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
时门阀士族虽不支持王敦篡夺，也还没有坚决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所以明帝只能筹之于较低的士族人物郗鉴、桓彝，而郗、桓筹兵，也只能求之于门阀士族以外的流民。郗鉴以流民帅身分率众南来，他以后的活动都与流民有关系，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一直到他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事为重。王敦再次起兵叛变，明帝命“以（郗）鉴尚书令领诸屯营”，郗鉴统领全局，最终成功平叛。
明帝病逝后，郗鉴为七大辅政大臣之一，改镇京口，领徐州刺史，拱卫建康。苏峻之叛时，郗鉴联合陶侃、温峤一同平叛。战后郗鉴进爵南昌县公，并且继续保留自己的部众，大本营即设在京口。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的长期经营。
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庾、王交恶，当时人所共知。王导老谋深算，不事声张，并图杜绝“悠悠之口”，这是王导“善处兴废”的一种表现。但是只靠王导的政治才能并不足以息庾亮之谋。
郗鉴拥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导，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变，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坠。《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案在咸康中）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许。”郗鉴两次不同意藩镇起兵废黜王导之谋，是这一阶段东晋政局得以相对稳定，内战未再发生的关键所在。
王导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是他一贯作风，晚年更是如此。《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丞相末年”就是指咸康中，也就是庾、王对峙最为紧张的时候。王导愦愦为政，主要目的是和辑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别是使庾、王之间相安无事。王导在建康执政，必须有相当的武力留在身边以为支持，因而不得不罗致武将赵胤、贾宁辈。
《晋书》卷五七《赵诱传》，谓赵胤父赵诱“淮南人也，世以将显”，父子历事王敦、王导，为琅邪王氏故旧。《晋书》卷七八《孔愉传》，王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顗）、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贾宁事迹见《世说新语·赏誉》“何次道尝送东人”条注引《晋阳秋》及《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
贾为长乐人，初自结于王敦所属王应、诸葛瑶，后投苏峻为其谋主，又降王导。看来贾宁也是琅邪王氏故旧，他虽曾与人共劝苏峻杀王导等诸大臣，但降王导后仍被重用。王导所保全的降将，还有路永、匡术、匡孝等人。温峤曾反对王导褒显降人之事，见《温峤传》。王导欲引用匡孝，《王蒙传》谓王蒙致笺王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不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
”会稽孔愉与从子孔群本与匡术有隙，王导为了保全匡术，令匡术于座劝孔群酒以释孔氏之嫌。凡此诸事，都说明王导兄弟辈死亡既尽，实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护武人、降将，以供驱使，虽受到士族名士的强烈反对亦在所不顾。这些人客观上都起了支持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导死后的事。王导虽以武人、降将为爪牙，但是在战略上所依恃的，却是以京口为屯兵之所的郗鉴。
陶侃、庾亮欲起兵废黜王导，都要咨之于郗鉴，而郗鉴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否决之权。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鉴之意而勉强行事，势必形成内战，当权之辈饱受王敦、苏峻之祸，是不敢贸然一试的。郗鉴死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年）八月，其年七月王导死，翌年正月庾亮死。三巨头之死全在这半年之内，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政治暗流，至此应当不复存在。
但是作为家族，王、庾、郗都还在继续发展。三个家族的后人中虽然未再出现象王导、庾亮、郗鉴那样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原来政局的影响，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并且继续起著作用。郗氏部曲义故在京口、晋陵者，郗鉴以田宅处之，他们与郗氏关系密切，自不待言。郗鉴死后朝廷想绥抚他们，必然要借重郗鉴子侄。所以郗鉴子侄居官者如果不在京口，就在与京口关系密切的会稽五郡。
郗氏住宅、茔冢在京口，其家业亦有在会稽的始宁、章安等地者。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当桓温已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时候，执政司马里还力图掌握京口以保护建康，把京口交给不附桓温亦不为桓温所容的范汪、庾希。
桓温素称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步，以出军失期为名免范汪为庶人，接着又以没郡免庾希徐州职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于晋陵之暨阳，在京口亦有府第，其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是难于铲除尽净的。所以桓温采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顺地以郗愔镇京口，用来取代庾氏。《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惜与徐、究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
”郗愔本以“冲退”著称，与桓温无争，但终非桓温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桓温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于太和四年（369年）北伐过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温并领，结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时期，也完成了桓氏对东晋上下游诸藩镇的全面控制。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
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柞。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邪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
庾氏在江左之兴，主要由于庾氏联姻帝室的家族关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庾亮好谈玄学，却不非儒，不废儒家礼法事功。“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这大概是庾亮本人后来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动，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明帝成年在位，“潜谋独断”（《明帝纪》），虽袒庾而不纵庾，庾、王之间还不具备公开进行倾轧的政治气候。到了成帝之时，皇帝幼冲，庾太后临朝，庾亮拥有决断政事之权。他执政后，一反王导的宽和，依法断事，又杀南顿王司马宗等宗室，因而大失人心。
后执意征流民帅苏峻入京，造成了苏峻之乱。京师陷落后，庾亮逃奔寻阳，与江州刺史温峤共推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平定了动乱。乱事平定后，庾亮出镇豫州。东晋之初，皇权对门阀政治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反抗。一次是晋元帝假手于权臣刘隗、刁协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这次反抗；另一次是晋明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顿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闼入宫打破了这次反抗。
明帝于士族名士以外，兼用宗室诸王以掌宿卫禁旅。虞胤之姊虞妃于明帝有母养之恩，故虞胤情同舅氏，与羕、宗等同为明帝所昵。胤、羕、宗等与士族名士王导、庾亮辈志趣不同。明帝之末，子幼臣疑，似有托后事于胤、羕、宗等之意，利用他们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共谋废黜执政的王导、庾亮等人。他们以禁兵之力，封锁宫省，隔绝群臣，以坚明帝之意，成废黜之谋。
可以想见，在这场斗争中首当其冲者，是王导而不是庾亮。其时王敦之乱平息刚刚一年，王导保护家族利益之不暇，毫无力量参与这场角逐。能否冲破这一局面，维持形成不久、尚待巩固的门阀政治，关键人物是庾亮。庾亮于此时毅然以帝舅的特殊身份，排闼入见，始得扭转事态，使门阀士族获得对宗室诸王的完全胜利。庾、王之间利害不尽相同，而且在明帝时矛盾有越来越明朗化的趋势。
尽管如此，他们在维护门阀政治方面的立场，则始终是一致的。晋成帝咸和四年（329）苏峻之乱平息以后，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与王导相持。这是东晋建国后在非战争状态下出现的第一次豫州与扬州相持的局面。咸康五年是王、庾两家士族生死搏斗的一年，搏斗的结果，暂时只能是持平，这与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很有关系。
但是王、庾之死，并没有结束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搏斗。由于继王导为相的庾亮弟庾冰，在“人情恇然”（《庾冰传》）的情况下意在周旋宁息，王、庾矛盾暂时在宁静局面下转为暗流，维持了两年多之久。庾亮兄弟辈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经营北伐。庾氏经营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并牢固掌握襄阳。襄阳是梁州州治所在，有流民武装可用，是荆州的屏藩。
庾亮、庾翼相继以北伐为名，终于把襄阳区域的桓宣势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据领域之大，声势之显，是前此王敦、陶侃诸人所不能及的。庾氏在上游的经营历时十余年，时间可谓不短，但是庾氏势力的衰败，却发生在瞬息之间。颍川庾氏庾亮这一辈确实个个都是人物，庾亮、庾冰、庾翼再加上晋明帝的皇后（成帝时期的庾太后）。
可是庾家兴盛也仅仅局限在了庾亮这一辈。庾亮去世的早，王导去世后没多久庾亮也跟着去了。因为听取庾冰的建议，晋成帝司马衍在临死时将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司马岳。因为拥立司马岳有功，颍川庾氏的权利达到顶峰。庾冰掌控中枢，庾翼则在襄阳守着庾家的长江上游的基本盘。可是好景不长，司马岳在位两年就去世。司马岳去世的时候，庾冰、庾翼兄弟建议司马岳将皇位给会稽王司马昱，可司马岳却听了中书监何充的建议将皇位给了皇子司马聃。
因为外戚身份得势的颍川庾氏，权倾朝野，而且立储问题上不向着自己儿子，新掌权的皇太后褚蒜子自然将庾氏作为了打压的对象。而庾冰、庾翼先后去世之后，庾家一下子就衰落了。颍川庾氏兴起的很慢，衰落的却很快。庾氏在长江上游，以襄阳为中心经营的势力范围，因为庾氏的急剧衰落，而落入了谯郡桓氏之手。庾氏上游经营的成果，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却使龙亢桓氏的桓温得此以为基业，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
庾氏为桓氏驱除，使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逐步进入又一高潮。桓氏出自谯郡龙亢，祖桓彝南渡，与东晋先后执政诸士族相比，门户地位不高。史籍均谓桓彝为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晋穆帝一朝政局，语气之间不无微词，但毕竟认为这十余年间疆埸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
桓温势力的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出督荆州，在永和元年。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司马昱、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所以中枢的重心是不稳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镇的支撑，才能免于被桓温颠覆的危险。上游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局面，拥有荆、梁等八州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
但桓温也亟须乘时立功以增望实，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永和年间中枢与上游方镇之间的基本态势如此，虽然关系有时紧张，但双方之间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胁的危急情况。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乱，东晋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
桓温废黜殷浩，总揽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后桓温逐渐坐大，以致专擅朝廷。永和年间，庾氏势力骤衰，谢氏、桓氏家族乘时而起，地位渐重。东晋时期，陈郡谢氏家族地位迅速上升，其契机大体是：一、两晋之际，谢鲲由儒入玄，取得了进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条件。谢鲲其人，于放浪中有稳健，并非完全忘情物外，这就为他的子侄不废事功、逐渐进入权力中心留有余地。
二、穆帝永和以后，谢尚兄弟久在豫州，在桓温与朝廷抗争的过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举足轻重之势，使谢氏成为其时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三、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拒抗桓温的机缘，得以任综将相；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间进入士族的最高层。此后谢氏权势受制于会稽王司马道子，谢安、谢玄被解兵权，旋即相继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却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至南朝之末为止。
太原王氏，总的说来始终是依附于司马氏皇权或相权而发展。这家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地位，远不如前此居位的各家士族重要，因而不甚为史家所注意。其实就东晋居位擅权的各个门阀士族而言，其家世的渊源和门第的显贵，只有琅邪王氏可以和太原王氏相比。这两个王氏家族，一个佐东晋以兴，一个伴东晋而灭；一个开门阀政治之端，一个附门阀政治之尾。
也许我们可以借用“王与马，共天下”之语，来说明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始，也以门第最贵的王氏家族终。不过这样一来，“王与马，共天下”的意义就超过了谚语原来意义的范围，而成为谶语了。太原王氏影响东晋政局的时间，是在淝水战后至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中。由于淝水战后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由于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而不同于前此的王、庾、桓、谢诸族，所以太原王氏只能是依附于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
我们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历史的发展往往多有反复，特别是在其转折时期。行将退场的门阀士族阶层并不愿意就此退场，所以有桓玄之叛成为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力图振兴的皇权不可能在业已腐朽的司马氏皇族手中得到振兴，因而有刘裕等人物之起，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去越南玩什么东西值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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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欣赏评价绘画大师劳特累克的油画画风？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1864-1901）出生于贵族世家，由于父母是近亲结婚以及幼年时的事故造成了身体上的残疾。如果说梵高以自杀来逃避无法承受的痛苦，劳特累克则以巴黎荒糜的夜生活为解脱。只有在这里，沉迷于喧嚣而底层的人群中，他才能忘记自己是法国名门望族一位身残的不幸子孙。一位模特曾经说他具有一种“扭曲的天才”，此话尽管刻薄，却并非怨恨或邪恶。
残疾反而使他免于承担任何普通人的责任。尽管因为纵欲而死，他仍创作了不少充满智慧与机锋、至今魅力未减的作品。他的油画和版画显示出和梵高一样的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他运用典型的偏离中心的日本透视法，作品以简洁自信的线条、戏剧化的色彩和平板的形为特点。劳特累克的艺术特别适合做招贴画设计。借助新的招贴画印刷技术。
他革新了原有的规则，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直观性。他所有的作品都流溢着城市生活的神韵。《红磨坊的方阵舞》具有一种与画家克制的线条形成对比的粗旷力量。这里有生活却没有快乐。然而这其中也没有自艾自怜；尽管他向我们揭示的生活并不美好，但人们至少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加布里埃尔是红磨坊夜总会的舞女，也是劳特累克喜欢的模特之一。
